张车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首先，我觉得中国现在大城市出现的“城市病”更多类似于发达国家或者是我们看到的国际上比较先进国家的问题。而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问题，似乎在我们国家并不是特别明显。这得益于我们国家特有的一些制度安排，就是中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我们现在所有的经济社会的秩序都跟这两个制度有关系。但今后我们要改变过去的公共服务和管理体系。户籍制度要取消，在这个制度之上要形成一个新的公共服务管理体系，以常住人口登记和管理为依托的体系，只有这样，把农民工纳入到城市才有可能。

我觉得有几点比较重要：第一，管理服务体系的提供不应以牺牲农民土地的权益为代价，不应再以农民的土地交换作为公共服务置换条件。第二，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收益要让农民充分分享，这意味着土地制度的改革也应该和户籍制度或者公共服务的提供是同步的。今后土地市场的一体化是非常必要的。第三，社会保障性的改革是非常紧迫的，尤其是养老和医疗问题。

今后国家的社保体系建设不应再以城乡划分，而应以有无工作划分，可以分为两类：有工作的进入一个缴费型的社会保障体系中；没工作的设计成半缴费或者非缴费型的社保体系。这样才有助于最后形成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