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深圳市颁布了《推进国际化城市建设行动纲要》。提出第一阶段到2020年，以香港、首尔等城市为目标，发展创新金融、高新技术、国际物流、文化创意等优势产业，成为东南亚地区的明星城市、区域性国际化城市。第二阶段到2050年，以纽约、伦敦等先进的国际化城市为目标，推行深港一体化。

深圳经过30多年持续快速发展，其经济规模、城市开放度和经济外向度相较其他内地城市而言，确实达到了较高水平，具备进一步国际化的能力。但以如此高调动员、全力推动的方式进行“国际化城市”的建设，却也难觅所谓的国际先例。原因很简单：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化大都市从来不是靠设计、靠规划、靠政府动员民众建设出来的，而是依据经济规律和发展规律自然生长而成的。

伦敦的国际化地位是随着大英帝国的全球扩张至“日不落帝国”阶段，自然成为国际经济中心的；纽约是在美国经济跃居世界首位后成长为世界金融中心和资本“圣地”；新加坡、香港的国际化则是其特殊经济地位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还有两地人民的正确努力。但无论哪个城市，其国际化地位的获得都不是政府或几个决策者就能主观决定的，城市的兴衰取决于各种经济要素及历史际遇。就连深圳自己的发展也不是详尽规划后的产物，而是轰轰烈烈的快速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自然结果。从老照片上看，华强北当年还有人放牛开荒，谁能想象或设计到这样的地方二十年后会成为中国南方的商务中心呢？

与这些城市自然发展的路径不同，现在有些内地城市的政府在不良政绩观的驱使下，盲目设计城市发展指标，超前进行基础设施规划，用会展中心、中央商务区、高尔夫球场等塑造城市形象。隔断城市的自然生长规律，把自己人为的想法强加给城市，是许多地方政府的通病。

这样做首先涉及到“城市究竟是市民的城市，还是政府的城市”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很多规划并未问过市民，决策者也并不关心市民是否真的需要一个“国际化城市”。这个名称当然很有面子，但很显然市民更需要的其实是城市的“里子”。一个生活在美国小镇上的居民，丝毫也不会关心这个小镇是不是“国际化”，而只会关心这个镇的治安状况如何，气候怎样，排水设施是否完备，交通是否便利，教育是否优良，人民是否友善。

更重要的是，生硬的政府主导城市建设往往将民众利益与政府利益尖锐地对立起来。以往中国内地城市的发展轨迹表明，新的城市规划往往意味着大规模强拆行动即将到来。按照“没有强拆就没有城市化”的逻辑，一座“国际化的城市”可能意味着前所未有的强拆规模。

同时，国际化还意味着城市居民的国际化。但有些城市却没有做加法，而是做减法，即对不符合国际化标准的人群进行清理。当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得不到尊重，一个城市连自己的市民都排斥在外，何谈吸引其他国家的人民？

回到深圳的国际化建设话题。应该说，国际化城市首先并不是市容市貌的国际化，那只能叫千篇一律，而应是由国际化的学校、国际化的新闻媒体、国际化的政府公共服务、国际化的商业企业、国际化的法律制度、国际化的居民素质等构成的。深圳也许在经济总量上会很快赶上世界一些有名的城市(这也并不容易)，但城市管理、法治建设、公共服务、信息自由流通、公民社会等方面则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不知在深圳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这些有无被纳入视野？

目前中国有183个地级市准备建设国际大都市，对此，新加坡《联合早报》批评其为“无异于是在痴人说梦。”但更令人担忧的不仅是目标本身，而是实现目标的路径。有学者认为，“现在中国城市化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发展步伐完全搅乱了市场节奏，城市多处于一个无序的发展状态中。”换句话说，国际化城市是“生长”出来的，而不是“设计”出来的。政府只需要做好公共服务，治理好这个城市，至于城市的发展，就留给市民和市场自己来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