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强劲动力。根据“十二五”规划，未来5年，城镇化率将达到51.5%。毫无疑问，“十二五”期间我们将进入城市时代。

就区域城市群的发展来看，2008年以来国家先后推出了10个区域发展规划，7个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8个区域发展指导意见。就城市本身的发展来看，中国城市建设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也出现了目标趋同、功能重复、产业同构、盲目扩张、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促进中国城市的健康发展？区域城市发展规划的密集出台，对未来中国经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关系中国经济发展大局的大事。

基于对中国区域发展的关注，出于对中国城市未来发展的担忧，本刊计划对上述两方面的城市问题做长期的关注和报道，故特开设“城市话题”专栏，解析城市发展之病，探求城市发展方向，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建言献策。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认为，全球化促使世界变得平坦。即世界各个城市都可以自由和方便地利用全球资源，发展机会越来越平等。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博士眼里，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加速推进，使得整个世界变得倾斜而平坦，即:一方面，全球资源、要素、商品与服务正越来越便捷地在全球流动，另一方面，全球的资源、要素和人类活动越来越趋向优势区位集中。城市，让世界倾斜而平坦，这也是近日由倪鹏飞主编发布的《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的主题。

而之所以确定这样的主题，是因为当前中国城市的发展并不是“适度倾斜和平坦”的。“世界的适度倾斜而平坦是全球空间关系的理想状态，但是现实中过度倾斜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值得关注。”倪鹏飞说。

过度倾斜

“中国正在进行城市化的加速期，作为一个大国，全国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使得全国的资源、要素、商品和服务越来越便捷在全国流动。”倪鹏飞说。

但是在这样的大发展的背景下，倪鹏飞也不讳言，当前城市发展事实上存在着重视城市，偏好大的城市，偏好城市群，偏好中心城市，忽视边缘城市、忽视农村、忽视非城市群的问题。

而向大城市区的聚集尤为明显。如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也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GDP总和约占全国GDP的10%，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GDP总和约占全国GDP的18%，京津环渤海湾城市群GDP的总和约占全国GDP的9%。这三大城市群的GDP总量对全国GDP总量的贡献率达到37%。

可以说，过于重视中心城市，而忽视了区域内部边缘城市；过于重视城市群发展，而忽视了非城市群的发展，是当前城市发展过度倾斜的弊病。

倪鹏飞分析认为，由于缺乏科学、合理和前瞻性的人口和产业空间活动的规划和政策引导，使得全国的资源要素和人口活动迅速向优势区域城市聚集，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尽管搞得很快、规模也很大，但还是难以跟上资源和人口聚集的变化。

“因此中国越来越变得过度倾斜而平坦，这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带来严峻的挑战，这个挑战主要表现在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尤其是大城市中心区极度繁华，大城市边缘城镇及乡村停滞和衰落。”倪鹏飞说。

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在北京、天津发达的都市区周边，环绕的是京津贫困带，包括河北省张家口市和承德市所辖的所有区县、保定市所辖的贫困县。在中国最发达的珠三角周边的粤东、粤北和粤西，也是中国最贫困的经济带之一。

而就一城市内部而言，这样过度倾斜的情况依然存在。以上海为例。在老一代上海人的眼中，上海有“上只角，下只角”之分。“上只角”云集买办、洋人、社会名流，而“下只角”则多是体力劳动者聚集的地方。

如今的上海城市面貌大变样，过去的“贫民窟”早已高楼林立。“可上只角、下只角的差异还存在，教育、医疗卫生资源以及公共服务资源，包括便利店、书店、各类中介分布还是不均衡。”中国科学院院士郑时龄说。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看来，所谓更加“平坦”应该是更加“均等”，即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享受到同样的基础性的公共服务。它是城市化运动的深入，是一个更加连续、没有断点的城市发展战略，意义非常大。

城市病凸显

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教授曾告诉记者，欧洲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平均单程上班花费的时间27分钟，而中国50个百万人口以上主要城市，单程上班花费的时间则为39分钟。

其中最主要的15座城市，每天上下班和欧洲的平均水平相比要多消耗4.8小时。如果按照上海每小时平均创造财富2亿元人民币来计，就相当于每天损失10亿人民币。

事实的确如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觉，城市并没有那么美好。除了拥堵外，还有被污染的河流和空气、无处不在的噪音、时而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无奈的“蚁族”和“蜗居”……一系列“城市病”也以罕见的速度集中爆发，以至一些曾经迷恋大城市的白领开始逃离“北(京)上(海)广(州)”。

“我们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尤其是要注意防患城市病，现在已经有一些城市表现出来。”倪鹏飞说。

以贫困失业为例，倪鹏飞介绍，在中国一些城市，大量存在着生活配套水平较低的城中村或棚户区。据民政部门统计，处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人口是2334万。2010年期间，中国33个大中城市居民对所在城市就业状况满意率仅为31.3%。

在健康危害方面，倪鹏飞介绍，城市人口高密集分布依然对城市防疫工作提出重大挑战，加大了流行传染病传播的控制难度。在2009年甲型H1N1流感爆发期间，中国四大直辖市确诊病例占中国内陆确诊病例37.4%。而中国四大直辖市总人口仅占中国内陆总人口约5%。

2010年对全国35个大中城市居民的问卷调查显示:城市居民对当地医疗卫生状况表现非常满意或满意的分别为11.6%、21.8%，满意率仅为33.4%。

而《2011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披露，根据对全国35个大中城市的调查也发现:城市居民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约为47.7%，基本满意33.8%，相对其他几项指标这个满意度还比较高，但仍有18.6%的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率。

“我们的城市究竟是为谁而建，为什么目的而建？”在中国市政公用事业专家徐宗威看来，城市病反映的是城市建设的主导思想出了偏差。由于不清楚城市为谁而建，城市的管理者在单纯的利益驱动下，较少地关注普通人，于是房子越建越大、自行车道越来越少、各种公用设施越来越贵。

构建适度倾斜而平坦的城市

事实上，托马斯·弗里德曼也指出世界并非是绝对平坦的，“世界依然不平坦”，“并非所有人都能进入这一新的平台……我并不是指我们变得越来越平等了。我想说的是，更多地方的更多人现在能够进入这个平坦世界的平台相互联系、竞争和合作。”

为健康推进城市化，建构一个适度倾斜而平坦的城市中国，倪鹏飞建议，规划适度倾斜的空间结构。在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系统的全国城乡及区域发展的空间布局规划，根据资源禀赋、历史基础、区位条件，确立适度倾斜的全国城乡经济社会活动和未来发展的空间结构，引导人口和产业空间合理流动与均衡分布。

倪鹏飞同时建议，改革城乡和区域分割的制度和政策。建立城乡一体的、人口自由有序流动的人口管理制度；改革土地制度，建立城乡一体、同权同价的土地使用与管理制度，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使生产要素和产品服务在全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充分自由地流动起来。

倪鹏飞认为，要构建和完善快速、高效、便捷、廉价的全国交通、通讯、信息等基础设施网络系统。“一方面，使区域之间、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资源、人口和信息能够迅速、便捷、低廉地自由流动，另一方面，使尽量多的区域尤其是农村或边缘城镇加入到基础设施网络之中，有机会参与全国和全球的竞争与合作。”倪鹏飞说。

在倪鹏飞看来，要解决城市病，必须推进公共服务的全国一体化和均等化。要推进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更大区域的统筹及其均等化，降低区域倾斜的尺度，增加人口和劳动力的流动性，同时避免过度聚集，降低区域倾斜的程度。

倪鹏飞特别强调，要关注并重点援助边缘区域。在规划和建设城市、城市群的同时，要制定积极有效的财税、金融和产业政策，重点援助农村、非城市群、城市群的边缘区发展，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避免马太效应，降低区域倾斜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