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城乡发展是多年来我国一直积极推进的发展战略。实践证明，由中央政府推进的城乡一体化，受到了区域发展环境的制约。所以，中央政府推动的、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参与的统筹城乡发展，就成为中西部制度创新的主攻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加快进行市场化改革。重庆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我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一个重要举措。

首先，中央政府将调控资源配置的权限，一部分转移给了地方，使自上而下配置资源的体制出现松动，并且集中表现在金融、土地、税收、财政等政策资源上会有极大的改善，可以更多地发挥地方的自主性，这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政策需要，也是市场化改革的需要。

其次，从按中央政策操作，到地方本身的制度创新，对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飞跃。地方政府摈弃保守的、不作为的思想，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权限内探索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规律、新途径和新措施，其对其他地区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

再次，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性很强，市场导向性较弱。要克服这个矛盾，需要试验区提供经验。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归根到底还是应该来自市场，促进资本、产业、技术和人力等资源在区域内的市场化流动，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着力点所在。从已有经验来看，我国城乡统筹比较成功的区域，基本上是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发展经验都证明，城市的发展、农村的富裕、政府的协调是缺一不可的。因此，在西部地区设立实验区，还具有解决区域发展空间均衡问题的效应。

统筹城乡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也预示了未来我国制度创新的一种倾向：因为我国区域空间的巨大差异，根据不同类型地区发展中的不同重点，设立不同侧重点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取得分类指导区域发展的经验和模式，将会成为一个趋势。

重庆作为四个直辖市之一，体制条件较好，具备了综合配套改革的经验的条件；其管理体制在西部地区也具有优势，近年来一直进行城乡统筹的改革实验，已经具备了相当丰富的综合配套改革经验。此外，重庆的区位条件十分优越，其影响和示范效应，对全国性的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发展作用突出。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启动西部大开发，在占全国国土70％的广大区域，形成了重庆、成都、西安等中心城市，成为带动西部地区发展的增长极。重庆市“新特区”的设立，使得重庆在西部地区的地位更加重要，作用更加明显。同时，重庆的地区、城乡差距大，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和环境问题严重等特点，都代表了西部地区的共同特点。通过重庆经验来探索城乡统筹的区域发展模式，对西部地区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重庆大规模的户籍制度改革，开全国户籍制度改革之先河，是切实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一大创举，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提供了鲜明有效的实例，有利于促进城市人口集聚，加快城市化进程；有利于维护农民工合法权利，实现同工同权；有利于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促进城乡要素流动，盘活城乡资源；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集约化水平，推动农业产业化。土地交易所的建立，地票交易制度设计是统筹城乡土地有效利用的探索创新：将分散用地转为集中用地以及集体建设用地的远距离大范围置换，通过先补后占，地票收益反馈农村，国有建设用地收益与农村地区共享，实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切实惠农，是重庆统筹城乡的突破性举措。公租房建设，更切实的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利益，有利于民生，更有利于保障社会稳定。两江新区建设，落实了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的重大举措，是加速西部大开发新征程的动力，是探索内陆地区开放崛起新模式的大手笔，打造了统筹城乡改革实验新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