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一份签发于2008年10月19日但迄今尚未正式公开的市政府文件引发了广州市民、学者、官员及媒体的热议。这份刚刚通过非正常渠道曝光的穗府【2008】39号文件(以下简称“39号文”)“偷偷摸摸”地将广州城市建设诸项目特许给了几大集团经营，涉及民生各方面却“事先不征求意见，事后不公开”，更有培植“垄断”之嫌。

将公共服务转包企业、并将之掩藏而未公布，在公权谦卑成为主流意识的当下，显得别具深意。真要说起来，将公共服务转包企业算不上大罪，因为公用事业的改革，在当下面临着这样的争论：一个是私有化，一个是保持国有化。将垃圾处理转包企业也算一项有益的尝试。问题是，实际情况与设想相出入，让有益的探索异化为“镜花水月”，公共产品不再服务于公众，转而成了企业的牟利工具。

体制改革为何会异化？有几个关键的因素值得考虑：一是作为改革尝试的纲领文件的39号文一直深掩不出，只把背影展示，有人或知它的存在，却无从查出它在何处，俨然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二是获得“垄断经营权”的国有公司并不直接参与运作，与一家私企合作再次转包，经过五马倒六羊经营权再次回到自己手中，而这些都不曾公示——所有一切都运行于地下，该被公示的没有公示，该听证的不曾听证。问题是，关于公共产品的最终受益人，民众怎么可能置身世外而任公权和企业单方面达成协议。

公共政策必然是多方博弈的结果，而不充分的博弈最后只会让政策异化。没经过博弈的政策的实施必然需要依靠公权的强制性，强制则往往容易民意反弹。39号文件的秘密潜行，不可避免地调逗了民意的神经：一者，在公共服务领域，公众必然的知情权被弱化，选择性公示让公众不能尽可能掌握信息；二者，因为潜水的缘故，监管很容易被弱化或失语，企业以营利为目的，那么有可能会采用各种方法获利却无法钳制。更严重的是，企业不择手段的获利方式也可能置财政白白流失。公共服务的买单者必然是政府财政，但要知道，政府财政来源于税收，作为纳税人怎么可能不对财政使用予以监督？

可以说，某种意义上，并非民意纠结于39号文件中城市垃圾该不该由企业来运作，而是想知道政府为何会出台如此的规章，这一规章是否符合民众权益，想看看是否在公共政策的问题上是否可以容忍民意喧嚣、却独独自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民意早已厌倦各种莫民奇妙的“被动”之举，被知情、被幸福、被高工资、被就业，也诟病无知无觉间为各种公共政策的失误买单，既要买单就必须参与其中，论证公共政策、服务是否可行，必须与公权进行充分的博弈才能心安理得的接受。

公共事业不独是政府说了算，接受公共服务的民众更应该发出声音。公众对于这样一种改革肯定是要有知情权的，并参与其中进行讨论，因为这些关系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公共事务改革必须公开、征求民意。公民社会在成长，我们正在或已经摆脱了“自己的事别人做主”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