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西丽: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博士、副教授
城市化委员会交通运输专委会专家顾问
韩西丽,北京大学博士、副教授,欧洲景观设计学教育联盟(ECLAS)会员,瑞典隆德大学可持续城市研究室(SUDes Urban Lab, Lund University Experts AB)成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户外空间与儿童健康、可持续城市设计、城市感知及城市生态基础设施规划设计。曾主持完成国家青年自然科学基金“城市邻里空间特征对儿童感知及户外体力活动的作用机制41001089”,正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城市空间过滤渗透性对儿童非机动通勤的影响强度与机制研究41471119”,参与国家科技攻关计划资助项目一项,主持和参与其它纵向及横向课题共30余项;在国内外专业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著作《城市感知》一部,编著出版书籍3部,参与出版其他专业书籍6部;曾获“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ASLA)2005成就奖”、环保部“2012年度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二等奖、教育部奖励等奖项。
二、听觉感知尺度
听觉是人类获得城市空间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人际交往的主要沟通渠道。在视觉受到空间障碍物及亮度限制的时候,听觉仍可发挥作用。在现代城市设计及景观设计和研究领域,历来都是以“视觉的景观”为主导,塑造看起来很漂亮的图景。而对于其它感官知觉较少关注。在园林景观研究和设计中,对声音环境的研究非常有限,即使有所考虑,也仅限于从噪声控制的角度来进行,即把作为公害的噪声的预防和去除作为主要任务[1]。
听觉感知具有选择性。长期在噪音下工作,也有充耳不闻的感觉,而对留意的声音,尽管很细小,混在噪音中也能听得见,这是听觉神经的屏蔽与选择作用的基本原理。不过,在屏蔽功能起作用的前提下去聆听积极的声音过程是非常令人疲惫和不愉快的。因此,声音作为城市空间环境的组成要素之一,需要设计师照顾到声音所表达的情绪,并避免消极声音的出现及对人的干扰,声音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声景(Soundscape)一词产生于英文“Landscape(景观)”。20世纪70年代初,加拿大音乐家莫雷·夏弗(R.Murray Schafer)针对当时的热门生态学问题如水质、大气、土壤等,阐述了噪声问题的重要性,并提出“声音生态学”的概念[2]。他提出作为专业声音在音乐厅演奏的音乐是高尚的,但对忽视我们日常出现的非专业声音的现状提出质疑。为使欣赏“音乐之声”的听众能转向关注“日常的声音环境”,他还组织了“星星女王”等音乐活动[3]。声景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声音。传统意义上声音是指“听到的某个或某些声音”,它们之间是互相独立、不产生联系的,常常是把个别的声音从环境中分离出来,对单个的声音进行认知和把握。而声景的概念,是指把这些个别声音的组合作为一个整体的声环境来进行捕捉[4]。声景包括了所有在场地中出现的,是区分和识别具体场地的不可缺少的声音[5][6]。另外,声景不仅局限在声学上,而且与感知有着密切的关系[7],声景强化了人的场所感知。
声音与城市的关系可追溯至古代。在没有现代通讯技术的古代,传话是将皇宫内、城墙内的指令传往城外地区的主要途径,距离涉及到宫城、城区甚至城外更大尺度。由于听力的限制,与城市生活相关的区域尺度的声音类型较少,城市尺度的声音则较之丰富,如教堂的钟声、钟鼓楼的钟鼓声、滨海城市的潮汐声、海港城市轮船的汽笛声、海关大楼的报时钟声、河水流淌的声音等。不同的声源影响距离不尽相同。据记载,中国开封市钟楼的敲钟声,在夜深人静之时,远在45里(22.5km)之外的尉氏县都可以听到。中国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中描述的钟声可由苏州市外的寺庙传到城内枫桥边停泊的船上,距离大约200米。位于中国西安市老城中部偏西南的鼓楼,夜间击鼓报时,鼓声能传遍全城,最远可传约2km;明、清两代,鼓楼周围衙门办公和四周的居民生活都离不开鼓声、打更报时声,这些声音亦成为当时人们最熟悉的悦耳之声了。
意大利锡耶纳市坎波广场上钟塔的敲钟声则服务于整个城市,城墙内的老城区均能听到教堂的敲钟声,钟声引导方向,帮助人们定位,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元素。每逢整点,教堂的钟声在广场上空回旋着,惊起广场上正在觅食的鸽群,呼呼扑腾着翅膀,在阳光下闪着银银的光,教堂的钟声在这些短暂的时刻定义着广场及整个城市独特的空间氛围。
除了以上这些人为的声音之外,带来愉悦感知的声音许多来自于大自然,如河水流淌的声音、鸟的叫声、海水涨潮的声音等等。例如挪威奥斯陆市的阿卡河(Akarselva river),该河流源自城市北部的Maridalsvannet水库,穿城而过进入城南的奥斯陆海湾,河流全长8.2km,共计149m高的地形落差使得河水近似倾泻而下,加之河流两侧如河谷般的地形使得湍急的河水声在奥斯陆市形成了一个受水声主导的长8.2km,宽约50-200m的带型城市区域。在经过150年工业发展并受其严重污染的情况下,阿卡河于1980年代开始受到保护,如今阿卡河已经成为奥斯陆市的绿肺,是市民主要的户外活动场所。在挪威的莫斯市,埃尔瓦河也为市民贡献了十分友好的听觉环境。
与大尺度的声音感知相比,场地尺度的声音则丰富许多,如公园内树林里的鸟叫声、市场上商贩的叫卖声、街边人们的聊天和打招呼声、广场上的喷泉声、街头音乐家的琴声、学校上下学的铃声、屋檐下淅淅沥沥的雨声等等,这些多种多样的声音无时无刻不伴随并丰富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如果将人的听觉所及范围定义为半径30m,那么在对面三户两邻的范围内,噪声信息就非常重要。到了晚上,当即将进入梦乡之际,突然听到警笛声,就会因为想到“又发生什么事情了”而变得踹踹不安;从歌厅传来的卡拉OK声则会使人联想到歌厅白天的冷清。我们只有对白天所见及夜晚所听进行全面了解后,才能对自己周围的环境有所了解,才能对声音产生的环境这一含义有所认识[3]。
街头的周末市场,人们可以从街道上闻到新鲜出炉的面包香味,影响距离5-10米。
随着越来越多的汽车进入城市,汽车噪音逐渐主导了城市的声音环境,人与户外空间在声音上积极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鸟啼、蛙鸣、街道上人们的聊天声、儿童们悦耳的笑声等令人愉快的声音常常被汽车的噪音所掩盖,很难被感知进而调节我们的心情。这也是人们越来越喜欢走入到大自然之中的原因之一。人们在城市户外空间中的声音感知尺度也被大大压缩,在没有汽车干扰的情况下,街头小提琴演奏可在周围上百米范围内被聆听,这时的音乐声是连续的;同样的情况下,街头小小的喷泉声的影响范围也可达到几百平方米。然而在汽车通行的街道上,这类声音可被感知的距离缩小至10-20m,而且感知到的声音断断续续,汽车通行量越大的街道,来往的行人所能听到演奏声、喷泉声等积极声音的范围越小,这些声音的破碎化程度越高,其服务的意义被大大弱化。
受城市美化运动思想持续的影响,世界各地一些城市仍然在努力装饰着机动车道沿途的风景,比如对机动车道中间绿化隔离带的装饰以及交通环岛处的装饰,这些区域以绿化装饰最为普遍,但也不乏试图用水景来美化的案例。比如将大小规模的喷泉、跌水、瀑布等形式的水景设置于交通环岛中央,环岛上喷泉发出的水声因为汽车发动机的噪音影响,很难被车内的司机所感知,十几米之外人行道上的步行者也同样难以觉察到喷泉的存在。在巴黎有一些大型交通环岛上的大型跌水景观因为汽车噪音的干扰很难被人们感知的图景。如果将汽车移除,穿越到古罗马城市街道交叉口或者广场上的大型喷泉,街道交叉口的喷泉水声壮观震撼,哗哗的流水声音定义着整个广场或十字街口的空间氛围。这揭示了一个十分朴素的道理,从声音感知出发,为步行者服务的城市水景才是塑造优质城市公共空间的基本原理。
鲜花的香味因种类的不同其影响距离存在差异,例如绣球花的香味较淡,小于0.2米的距离内才可感知。
声音的响度和声音的感知效果没有必然联系。美好的声音感知和声音的质量、类型紧密相关。例如,60分贝的声音,如果是机动车噪声则令人烦躁,但同样响度的喷泉水声或者街头音乐家弹奏的音乐则令人感觉愉悦并驻足欣赏。甚至在积极的声音与消极的声音共同影响同一空间的情况下,响度较高的、积极的声音会占据主导,反而创造出令人感觉安静的空间氛围。这也许解释了“安静”的相对性,人们对安静的定义标准存在个体差异,也同样存在场所差异。
多种没有经过组织的声音混杂在一起会带给人们十分不愉快的声音体验,例如在许多城市的商业街上,有过往汽车的噪音、商家播放的各种音乐声、叫卖声以及个别施工场地传来的机械设备的声音等,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令人烦躁,使得空间感知变得十分糟糕。
日本樱花节,吸引全球的游客每年3月15日—4月15日前来欣赏,京都、奈良等城市弥漫着樱花淡淡的香味。场地上身体尺度的嗅觉感知产生了世界范围的影响。
随着电子车,生态能源车等现代科技手段的出现,以及非机动出行的倡导(以哥本哈根、阿姆斯特丹等为代表的许多城市都在努力推行自行车出行),这些努力有助于恢复人们从声音感知途径对城市空间的使用和欣赏。与乡村相比,城市的特点之一则是人们的居住地距离大自然越来越远。因此,如何通过精心的场所营造,使得城市居民能远离城市的喧闹,在城市中也有很多的机会去聆听自然的声音成为设计师的重要使命。
三、嗅觉-味觉感知尺度
长期以来,嗅觉一直是我们所有的感觉中最为神秘的东西。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人类的嗅觉系统可以识别和记忆超过1万亿种不同的气味,他们认为,人类的嗅觉要比视觉或者听觉更敏锐[8]。然而人类嗅觉和味觉感知的空间范围却十分有限,通常只能在很短的距离内嗅到不同的气味。味觉感知只可发生在与口腔直接接触的情况下。淡淡的气味如大部分植物的清香味、泥土的气息在无风的情况下只可在小于1m的距离内被嗅到,较浓的气味如渔港的味道、特殊种类的树木花草的味道如桂花、茉莉、天竺葵、九里香等在无风的情况下则可在约3-5m距离内被嗅到。
嗅觉感知与风向及天气因素关系密切,随着气流的带动及空气湿度的影响,较浓的气味也可传播较远的距离,从而影响更大范围内城市户外空间的属性,例如桂花树的香味在有风的情况下可以在约10m范围内闻到。因此,城市中嗅觉和味觉体验机会的多少依赖于气味源的分布位置,位于上风向的气味源影响范围则相对较大。例如滨海城市,海的味道随海风被带进城市,并沿着街道或者河流被带往数公里远的城区内部。相比之下,嗅觉是一种远感,是通过相对一定的距离感受化学刺激的感觉,而味觉则是一种近感。通常情况下,嗅觉和味觉会整合和互相作用。
嗅觉-味觉感知较多发生在乡野或者自然区域,例如品尝田边待熟的麦粒、山林中的果实、清新的泉水等等。与之相比,城市所提供的积极的嗅觉-味觉感知机会则十分稀少,少量令人愉悦的机会大多数集中在场地尺度,令身在其中的人身心愉悦,例如沿街咖啡店里传来的咖啡香味、面包店里的奶油香味、邻里花园里种植的蔬菜清香、街旁或者公园里刚修剪过的草坪的清香味、春天公园里由各种树木花草飘散过来的一股股清香带甜的气味、摘取人行道旁苹果树上的果子吃、顺手摘取街心花园内座椅旁的树莓果子品尝等等。部分海港城市因所处的特殊自然环境,其城市户外空间的嗅觉感知尺度可放大至临港100-200m宽的带型区域。
在20℃左右的气温下,夏日的阳光温暖舒适(5月的挪威奥斯陆市的一处公园)。
人们在环境中的嗅觉感知与视觉和听觉感知相互渗透和重叠,高质量的环境所提供的各项感知服务均是积极的。嗅觉可能是识别一座城市最有趣的途径和角度,它不仅能传递各地方人们的饮食习惯信息,自然气候条件信息、泥土和孕育的植物信息等,也能传递这里居民的生活习惯信息。气味能让人们更加热爱和依恋自己的家乡。嗅觉是最灵敏也是具有长久记忆的感知类型,因此,嗅觉指向的城市设计将会开启令城市户外空间设计焕然一新的大门。每年的3月15日—4月15日,正是日本樱花最繁茂最美丽的时节,故被定为樱花节,在京都、奈良等城市,樱花吸引着全世界的游客。节日期间,各大公园和景区人山人海,熙熙攘攘,游客们看樱花,赏樱花,与樱花合影,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人们除了赏花之外,整个城市空间也沉浸在淡淡的樱花的清香之中,这段时间可称得上是视觉与嗅觉的盛会。
不恰当的城市功能布局会带给城市居民大量消极的嗅觉感知体验,包括来自工厂区排放的污染物,例如化工厂周边浓烈的化学原料气味、街道上弥漫着的汽车尾气或者因城市基础设施不完善而沿街堆放的垃圾的臭味、恶劣的气候环境如中国北方城市出现的沙尘暴天气以及肆虐中国各大城市的灰霾天气等,这些消极的嗅觉感知涉及到区域、城市、场地等不同空间尺度,对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四、触觉感知尺度
触觉是指分布于全身皮肤上的神经细胞接受来自外界的温度、湿度、压力、振动等方面的感觉。用触觉去感知城市是人与城市对话的一种不可忽视的途径。触觉是身体尺度的感知,人们通过触觉去保护自身安全,并通过触觉去分辨事物的趣味性强弱。触觉感知的距离非常有限,指人体的皮肤、能触碰到的范围,即大致在1-2m范围内。但是,只要人们身处户外,甚至站立于窗前、阳台的时候,人的皮肤和外界环境的接触无不存在。
触觉感知依据人在环境中的能动性可分为主动的触觉感知和被动的触觉感知。主动的触觉感知指人们用手、脚及身体的其他部位去触碰环境中的物质,以获取环境信息、愉悦身体的行为,而被动的触觉感知则指人们的身体及皮肤接触大的自然气候环境的行为,大的自然环境不由人来控制。触觉感知的发生虽然是身体尺度的活动,但因为触觉感知内容的不同而存在较大的尺度差异。城市空间的触觉感知机会多少更多在于那些引起人们触碰意识或者兴趣的空间环境要素的多少和位置,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触觉感知尺度。触觉感知可依据分布范围分为自然气候类和具体物质类,例如和煦的微风、温暖的阳光、绵绵的细雨、纷飞的雪花等是属于美好感知的地域性自然气候现象,不同的地理位置和季节,城市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位于亚热带气候区的中国深圳市,人们上街手撑遮阳伞以躲避夏季烈日的炙烤,而北欧城市马尔默,属于海洋性温带气候,人们却喜欢躺在草坪上享受着夏季舒适的日光浴。城市所处区域的大气候难以改变,例如刺骨的寒风、如火的骄阳,城市空间如何去避免这些不利的天气因素对城市户外生活的影响,进而增加愉悦的感知机会,创造舒适的户外微气候环境是城市设计师、景观设计师必须考虑的问题。温暖的阳光角落、清凉的林荫树下则是在小范围内缓和及避免以上特殊气候干扰的优质空间。
风与阳光是人感知气候环境的主要自然要素。市民对于风和阳光的感知主要由城市所处地区的大的自然气候环境条件来决定。但是在城市建成区,由于建构筑物、铺地材料、植物种植等物质空间元素的影响,城市户外空间往往形成各自特征各异的微气候环境,这些空间尤其从风及温度方面对大的气候环境进行调节,以形成令人感觉舒适的触觉感知环境。例如冬季纽约市曼哈顿高层建筑区的广场上以及北京市高层住宅小区内,市民追逐着阳光区域开展活动,相反,在夏季,人们则跟随着建筑或大树所提供的阴影区而移动。在亚热带气候区的城市如中国深圳,一年四季城市居民都喜欢生活在林下空间,在这里,林下空间的多少大致决定了人们喜欢的户外场所的范围大小。与阳光所定义的空间环境不同,风环境在城市中的形成与地形的高低起伏及建筑物的空间组合形态密切相关。在城市内的高地区域,风力更大,人们对风的感知更强烈。而在相对低凹的区域,例如下沉的广场、地势较低的河道区域,人的身体对风的感知则相对较弱。不过,风不总是带给我们消极感知,夏日傍晚户外的一丝凉风佛面、草原上在风的吹佛下身体和牧草一起摆动,这些往往是我们渴望去体验的。
休息座椅造型独特,人们可采取形形式式的令自己感觉舒适、轻松的姿势使用着这些座椅(法国巴黎市雪铁龙公园)。
从建筑尺度来看,点式高层建筑与围合式布局的建筑群是通过建筑改变空间风环境的两个典型例子。前者由于阻挡了主要风向的流动,在风和高层建筑碰撞时,一部分风越过高层顶部和侧边,流向建筑后部,另外一部分风则向下流动,风速较快的下冲风,同时形成迎风面涡流区,对地面人行高度处的风环境产生较强影响。因此,在高层建筑物首层周围,往往形成不适宜人们停留的风环境。与之相反,围合式布局的建筑群则在院落内部形成了舒适的风环境。
巴黎拉德芳斯至凯旋门的轴线,全长约4.7公里,至前方的地铁入口270米,步行者及自行车使用者对该轴线空间有优先使用权,他们在此空间内的方向感也比驾车者更加清晰。
在日常生活的城市户外空间,多数情况下触觉感知环境因距离的限制集中在场地尺度。例如铺地、座椅的材料、树干的肌理、花草叶子及花瓣的质感、商店弧形门把手的构造、被人们频繁触摸而发光的铜质雕塑等。触觉感知类型因为可接触物质的不同而丰富多样,也因人体触碰部位的不同而不同。触碰行为有的是必要的、无意识的行为,有的则是有意识的、可获得舒适和愉悦感的触碰。由于主动的触觉感知需要身体的参与,如同建筑设计中需要学习人体工学知识一样,了解人的胳臂、腿部及脚部这些经常参与触觉感知的身体部位的尺寸大小及其所能涉及的范围是创造户外空间良好的触觉感知的基础信息。不同的群体如儿童与成年人,其触觉感知范围存在差异。例如,一个1.7m高的成年人伸开手臂可以够着街旁墙壁上安装的2米高的听筒装置,但这个高度对于一位1m高的儿童则是不可能触及的。人的脚部大小普遍在30cm以内,当地面铺地石材的单元尺寸大于脚的尺寸很多且表面被切割的非常平整的时候,地面材质的肌理则很难被感知到。因此,了解人体尺度信息,在城市空间中营造更多的、吸引有意识的触觉感知机会是城市设计师及景观设计师面临的必要任务之一,也存在很大的探索空间。
五、方位感知尺度
城市空间的复杂性使得方位感在城市生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已有研究也较多,最著名的莫属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人在城市空间中获得的方位感实际上不只是来自视觉感知,它是听觉及嗅觉等感知信息综合作用的结果。教堂的钟声、火车的鸣笛声、体育场里的呐喊声、海的气味等同样具有指向功能。
在考虑引导健康、低碳出行及鼓励户外生活的目标下,在此以步行者及自行车使用者为主来阐述城市空间的方位感知。城市的方位感知依据范围大小可划分为城市尺度及场地尺度,各尺度依赖于不同的感知媒介体系。凯文·林奇对城市意象中物质形态研究的内容归纳为五种元素——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揭示了人们在城市空间中明确方位的规律。例如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站立于拉德芳斯大门前的广场上,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望去,前方4.7km处的凯旋门清晰可见,也可以顺着该条世界闻名的大街步行或骑车前往凯旋门,或去往大街两侧的城市街区,这些著名的大街及标志性建筑物不但为驾车者也为非机动车使用者提供了指向帮助,它们共同构成城市主要的指向系统。不过,现代城市在城市尺度拥有为步行和骑车者服务的城市意象系统的优秀案例还很缺乏。相反,在以步行、马车为主要交通方式的古代城市,城市空间的整体性总是很强,教堂、寺庙、市政建筑、广场、城墙及城门等构成了清晰且强大的城市意象系统。高度密集的建设区域与广场及城外形成强烈对比,城市空间肌理与结构强化了地标建筑、广场等节点以及作为边界的城墙的标识作用。在来自钟楼、钟塔的敲钟声的协助下,整个城市空间被赋予结构清晰、方向明确的特质。古罗马的竞技场、凯旋门、方尖碑以及中世纪城市里高耸的教堂、大大小小的广场上的纪念雕塑等地标建筑在城市空间中起着主要的指向作用。建设于中世纪的意大利城市锡耶纳,位于市中心坎波广场上的钟塔、锡耶纳主教堂以及保留完好的城墙结合起来为城市确立了一个清晰、强大的空间指向系统,在地形的协助下,无论你身处何地,都会很快定位自己在整座城市中的方位。和其它中世纪城镇空间类似,在自由、曲折的街道空间层面,人们普遍会很快“迷路”,但事实上,步行很短距离之后,就会发现教堂、广场、城墙等城市尺度的地标和节点,再次找到正确方向,因此,这里所产生的“迷路”只是暂时现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迷失。坎波广场堪称经典案例,广场依上坡地形而造,红砖铺装,整个城市围绕着它而存在。穿梭于锡耶纳迷宫一般的巷落之间,常常会短时难辨方向,但也不必慌乱,只需要顺着脚下的灰黑色石板路行走,如溪流一般,任何一条小巷在高耸的钟塔的协助下都终将把你带到坎波广场的怀抱。
巴黎圣母院教堂的敲钟声可传播数公里远,钟声引导方向,帮助人们在城区定位,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元素,每逢整点,教堂的钟声主导了繁忙的城市景观(法国巴黎市)。
城市地标、节点等城市空间要素的指向作用是多重的、跨尺度的。这些要素不仅在城市尺度上帮助人们定位,引导人们在城市内穿行,同时它们也在其所处的小区域内帮助人们指引方向。例如埃菲尔铁塔不仅仅是巴黎整个城市的地标,也是巴黎城西第七区的地标,同时是战神广场周边街区的地标,铁塔在多个尺度上帮助人们定位。另外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即位于黑森林南部的德国城市弗莱堡,该城市老城区有一条水渠蜿蜒流经老城区的大街小巷,该水渠始建于13世纪,当时以供水和消防功能为主,后来在交通及污染等问题的困扰之下,于19世纪被加盖铁板掩藏,直至1945年被市长沃尔夫冈·霍夫曼(Wolfgang Hoffmann)重视并进行改造更新,如今这条绵延9km长的小水渠竟成为弗莱堡最著名的城市地标,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并非依赖奇特的形式和巨大的体量取胜的地标之一,它的服务对象限于步行和骑车者,被儿童和旅游者所钟爱。沿该水渠行走或骑车,人们脑海里会浮现出一张弗莱堡市区的地图,人们很容易明确自己在城市中所处的位置。
与古代城市相比,现代城市规模普遍较大。近些年来,在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危机和环境问题的责任之下,城市空间设计在逐步引导人们更多地进行短距离出行,交通方式鼓励选择步行和自行车,而城市尺度甚至更远距离的出行则趋向于采用地铁、轻轨等轨道交通方式。这意味着人们在城市空间内的方位感知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市民来说,轨道站点周边的社区、街区等场地尺度的空间定位成为最主要的需求。以现代城市较为普遍的公共交通方式地铁为例,据统计,世界地铁站间距平均为1128m,超过500万人口的发达城市的地铁站平均间距为 1005m。关于地铁平均站间距离,有两种建设思路,一种是小站间距,平均为1km左右,另一种是大站间距,平均为1.6km左右。巴黎市区地铁站点的间距较小,平均在700m左右,香港地铁平均站距为1.05km,莫斯科地铁的平均站间距为1.7km,北京、上海等中国大陆城市市区地铁站间距大多在1-1.5km左右[9]。如果就距离进行比较的话,现代城市地铁间距和许多古希腊和中世纪城市从市中心广场到城市边缘的距离相似甚至更大。这在一方面提示我们关注1-1.5km范围内城市空间的指向性设计,在另一方面则提示我们可以汲取古代城市在步行指向性方面的建设经验,重视在公共交通站点之间建设为步行和骑车者服务的城市意象系统。
从街区尺度甚至更小的生活空间尺度来看人的方位感知,还需要另外一套指向体系,例如在邻里的小街道上,街头的一处雕塑、经常光临的面包店甚至一个特殊的建筑入口、商店橱窗的宣传画、建筑立面材料等细节都在日常生活尺度上发挥着指向作用。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方位感知的媒介也在发生着变化。现代主义的“城市是居住的机器”理论将人在城市生活的方位感知媒介简化为依靠阿拉伯数字或字母来排序标号,这套系统逻辑上是非常清晰的,但它与人对环境的感知过程和特征不符。虽然掌握数字大小和字母排序的规律是基本常识,但许多人依然常走错“标号明确”的宿舍、居住区单元楼和办公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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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鸥的叫声主导了整个海港安静但充满生命的空间氛围,从通向海港大约100米远的街道上即可听见,影响范围可达街区之外。海鸥的叫声成为海港周围城市空间的主要环境构成元素(瑞典斯德哥尔摩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