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常州毒地”案原告之一、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首次公开发声称，收到江苏常州市中院的民事判决书，并称，将积极准备上诉，并提请审计署对污染地块流转、处理中所涉的资金问题进行专项审计。对于一审判决要求原告两方支付的189万余元“天价诉讼费”，中国绿发会已进行公开募捐，但每个个人限捐2元。

　　纵观这起以及更多的环保公益诉讼案件，对于绝大多数社会组织而言，相较于社会组织败诉的判决结果，最大的压力其实在于败诉之后难以承担得起“天价诉讼费”，而非败诉本身。这不仅有可能直接成为环保公益诉讼的拦路虎，而且有可能成为压垮社会组织的最后一根稻草。

　　社会组织尤其是普通的民间公益组织，他们不以盈利为目的，亦没有固定的经费、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募捐。对于他们而言，高达189万元的“天价诉讼费”，无疑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如此下去，没有雄厚财力支撑的社会组织恐怕再也不敢承担社会责任，提起公益诉讼，只能任由公共利益受损，公益诉讼权也将沦为一纸空文。

　　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广大社会组织对提起公益诉讼普遍有很高的热情，但真正提起公益诉讼的却不多。正是受困于资金状况，没有绝对的把握，不敢提起公益诉讼。

　　而保障社会组织的公益诉讼权，就必须构建有利于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配套机制，减轻社会组织在败诉的各类公益诉讼案件上诉讼费负担。

　　其实，这早已有先例。昆明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2010年11月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就明确公益诉讼人(原告)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可以缓缴诉讼费，其败诉的，免交诉讼费；如果是被告败诉的，由被告缴纳诉讼费。此外，在江苏省、海南省等的相关文件中，也有类似规定。

　　通过降低成本来鼓励环保公益诉讼，这也是一种环境保护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