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事件”酿成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信任危机。从为患白血病的小朋友转发、打赏，到质疑其父罗尔有能力自救、此事为营销行为，一天之内，公众情绪坐了次过山车。1日，事情有了个初步的结果。经几方商议：微信平台将在3天内，将总计2626919.78元的微信用户赠予款原路退回至用户零钱包。

　　这不是爱心的第一次折翼：去年8月，南京一个家庭有房有车，患儿获600万捐款但后续善款没有妥善处理，其父遭网友联名报案诈捐。“罗尔事件”虽暂告段落，相同的剧情却或许还会上演，摆在人们面前的还是那道关于慈善的新考题：完全陌生人化的网络空间，如何安放好公众的爱心？

　　需要肯定的是，网络自媒体平台上的慈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公众的“公共精神”。传统意义上，慈善救助往往被认为是“政府与企业家的事”，今天，新媒体的低成本让很多普通人迈开脚步，去践行公共精神，去兑现“一元钱也是爱”。说到底，被“你给我站住”的标题打动、为孩子天真无邪的笑脸流泪，并不是丢人的事儿。

　　然而，在自媒体平台极大地降低了求助成本之时，信息的筛选、甄别成本却也相应提高。现实中，网上求助的不实信息，确实也不在少数。更何况，还有一些企业、机构和个人，以博取眼泪的方式来进行推广、宣传，被人直斥为“带血的营销”。

　　在这样的情况下，正需要让制度更好地为慈善护航。今年9月1日，中国首部慈善法开始施行。然而，法律总是有滞后性，飞速发展的技术、快速变化的社会，总会出现法律调整不到的盲区。恰如慈善法专家指出的，帮助罗尔营销的某公司可能因为“非法募捐”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但罗尔通过个人公号“卖文”打赏属于个人求助而非募捐，不受慈善法的调整。那么，个人求助和慈善募捐，应该如何界定？通过网络求助的行为，应该如何规范？公募主体、公募行为，又应该如何与信息社会对接？

　　试想，若是求助信息发出之时，不仅包括疾病的严重、支出的庞大，而且也说明求助者确实无力负担，或许比单纯的煽情，更让人能作出合理的判断。而个人求助之后，所筹集到的资金如何使用、信息如何公开，同样可以有具体的规定。问题出现之处，也正是可以改进之处。民政部门若能及时介入，把罗尔事件做成经典案例，无疑是对公众爱心、民间慈善“可持续发展”的保护。而社交平台的募捐规范、信息审核，同样可以以此为契机，进行建章立制、调整改善的工作。

　　爱心是容不得亵渎的。不管是不实的信息，还是有意的隐瞒，都可能让公众的爱心受挫。这损害的不仅仅是面对他人的苦难慷慨解囊者，更是那些未来可能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从这个角度上说，法治的规范和调整，并非人为增加门槛，而是对于爱心最好的呵护。

　　在公共生活中，涵养信心和信任；在法治生活中，完善规则与制度。唯有这样，才不会让公众的爱心，在一次次的“狼来了”中被消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