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由深圳市综研软科学发展基金会、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发起主办的“2016中国智库论坛暨综合开发研究院北京年会”在京举行，本次论坛以“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机制与挑战”为主题，探讨未来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战略。

　　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外投资出超额约200亿美元，由资本输入国到资本输出国的转变，对中国而言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它是中国迈向世界经济大国的重要标志，是中国由对外贸易大国迈向对外贸易强国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积极影响全球金融和经济格局的重要标志。近年来，中国政府将“开放”列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发起并成立亚投行、人民币加入SDR、自贸试验区纵深发展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说明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内涵正在进一步深化，确立了“双向开放”的新格局。正如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长，原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在论坛致辞中所说：“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开放是我国的长期任务，是必须坚守的基本国策。”

　　论坛上，来自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分别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趋势、“一带一路”发展机制、企业“走出去”风险规避等主题发表演讲，并就如何创新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体制；如何从政策沟通、资金融通等方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互对接，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如何树立风险防范意识，提前做好投资环境和市场风险评估，建立风险规避机制和必要的保障体系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论坛致辞

　　樊纲：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新“元年”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感谢各位参加一年一度的“中国智库论坛暨综合开发研究院北京年会”。今年，我们带来的研究成果是《中国开放褐皮书》，以此分析、研判过去两年里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的走势以及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是十分重大的议题，这次会议的主题就定位在“对外直接投资”上。在《中国开放褐皮书》中，我们还使用了“元年”的概念，“元年”是指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首次超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具有“元年”意义。2014年如此，2015年的趋势更加明显。然而虽然对外直接投资量激增，但由于种种原因，却又难免面临很多新的挑战。

　　今年也是综合开发研究院首次以25家国家高端智库的身份召开智库论坛，一直以来，综合开发研究院都在沿用“智库”的概念，虽然以往也在讨论国家问题，但更多地是为地方政府、企业做咨询服务，现在，作为国家高端智库，我们又肩负了新的使命和责任，要更多地思考国家战略、政策，更多地为国家献计献策。我们即将讨论的问题，如“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经贸关系、崛起的大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变化等等，就正是目前国家关心的议题。希望接下来通过大家的讨论，集思广益，为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项怀诚：对外开放是必须坚守的国策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长、原财政部部长

　　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第一次超过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净投资元年，2015年再次出超，这是中国对外开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的、标志性的事件。对这一话题，我有三点看法：

　　第一，对外开放是决定国家兴衰、民族兴旺的关键抉择，已成为中国崛起和处理世界关系的核心战略之一。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对外开放对国家发展和民族福祉的作用十分巨大。改革开放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01年到2015年的15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长了50万亿元人民币，充分体现出了对外开放战略和融入世界经济释放出的巨大能量。近年来，我国就对外开放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一带一路”战略、亚投行的发起和成立、人民币加入SDR、自贸试验区战略的纵深发展，都是新时期、新形势下对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新诠释。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开放是我国的长期任务，是必须坚守的基本国策。

　　第二，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内涵正进一步深化。我国已将对外开放列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并确立双向开放的新举措。过去30年，中国以吸引、利用外资为主，如今，已发生了重大转折，强调“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走出去”将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一环，当然，对“引进来”也要像以往那样重视。“走出去”是个新课题，尽管这一课题已提出多年，但我们的经验并不丰富，能否走得成功，对我们来说是新的考验。2016年以来，我国在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30多年的资本净流入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压力，战略性资源的短缺、庞大的居民储蓄和人民币升值等诸多因素共同促成了资本出超这一历史性转变，这隐含了重大的历史意义，标志着我国正由相对贫困的国家走向相对富裕的国家，正由经济体量大国迈入经济强国行列。

　　第三，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形成开放型的经济新体制。迈入经济强国行列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大国智慧。中国对外产业输出和资本输出如何兼顾双边利益；走出去的企业如何融入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一带一路”战略如何提升国际认同度，防止可能存在的地缘政治风险；亚投行成立后如何积极地参与国际金融秩序的重构，处理好与现存国际金融组织的关系；人民币加入SDR后如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如何应对TPP、TISA等新一代国际规则体系等问题，都是要加以高度关注和妥善解决的重大问题。

　　虽然对外开放的道路并不平坦，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要在符合人类进步规律、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嘉宾发言

　　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与机制

　　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继续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经济转型升级和对外合作互利共赢。未来中国采取何种战略进一步扩大开放？如何创新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体制？如何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等方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互对接，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曹远征：要建立有深度的金融市场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

　　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第一次超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预计这一趋势还将继续，且贸易项下顺差也将持续缩减，由此，中国经济极有可能从商品输出步入资本输出的新阶段。

　　在新形势下，一些新的战略构想，尤其是“一带一路”正在逐步推行。事实上，国外对“一带一路”的热情要远高于国内，因为中国通商历来主张“以和为贵、谈判妥协、合作为上、追求双赢”，这也演变为“一带一路”最重要的特点——包容性。包容意味着什么都可以谈，什么东西都可以交换，即使现在没钱，只要将来可能有，就可以拿现在换将来，由此衍生为双边、多边的经贸合作混合体，从而为中国经济体制、金融体制乃至对外开放带来了新的挑战与冲击。

　　第一个挑战是这种投资合作治理理念与传统国际投资理念不一致。在传统国际贸易和金融规则下大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欠债一定要还钱，现在却极可能一手交钱，另一手交未来、交货，欠债可能不还钱而还东西。因此，多层次的自贸区就成为控制风险的重要举措，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上海自贸区。上海自贸区落实“金改40条”，是人民币走向全面可兑换的重要部署，在这一部署下，开放促进了体制建设，改革则是为了更好地开放，开放与改革融为一体，世界与中国融为一体，这是从未有过的新局面。

　　第二个挑战是中国的金融环节太薄弱。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基础设施薄弱、金融市场脆弱，进而导致金融能力落后。新形势下，中国金融如何深化开放，是重大挑战。

　　亚投行的设立是中国金融对世界的贡献，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所涉地区，存在三个突出的金融错配：一是货币错配。亚洲地区相互贸易往来频繁，但均以第三方货币——美元结算，这意味着美元要有充沛的流动性供应，否则双方都没有支付手段。这是促使人民币国际化的直接背景，即解决支付手段问题，纠正货币错配。二是期限错配。亚洲地区经济发展迅速，需要大量资本，但实际上流入资本不多且都是短期的，短期资本频繁流动会带来很大的风险隐患。因此，纠正货币期限错配，是亚洲地区的重要任务，亚投行的重要功能也在于纠正期限错配。三是结构错配。“一带一路”沿线是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地区，但却又大多被域外机构动员流入到其他区域。相反，其他区域的投资机构又返投到这里，使这里成为“外资”流入最多的地区，这种本地区储蓄不能为本地区使用的结构错配，表明这一区域的金融设施非常落后。为使这里的经济稳定发展，显然非常有必要建设金融基础设施。

　　这让我们更易理解上海自贸区的安排，即建立有深度的，面向全球的、开放的金融市场，稳定国际收支，为“一带一路”、世界投资提供更好的环境。

　　张威：“十三五”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初见端倪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

　　入世至今，中国对外投资的年均增速几乎已是同期对外贸易年均增速的2倍。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取得飞速发展，但直到“十二五”后半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和产业导向才逐渐浮出水面，由此我们可以试想“十三五”期间中国对外投资战略的蓝图：

　　从区域导向看，一是以“一带一路”沿线国为主，尽管没有明确的国别导向，但具体领域应以基础设施、能源、制造业产能转移为主。二是非洲地区，以“十大合作计划”为基础，支持非洲工业化进程，帮助非洲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此外，针对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取向将集中在品牌、网络和技术领域。从产业导向看，未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更多集中在具有相对优势的钢铁、建材、化工、纺织、机械等重点行业。从主体和载体建设上来看，未来的重点是“一大一小”，“一大”是培育有国际水平的跨国公司，“大”不仅体现在规模上，还在于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构建核心竞争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搭建现代企业治理体系。“一小”是指对外投资中许多有活力的中小企业，他们更多以集群方式“走出去”，需要载体。未来，可以以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境外经贸合作区为载体，为中小企业对外发展搭建平台。这是目前可见的“十三五”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雏形。

　　实施这一战略，政府层面应考量的是怎样构建管理体制。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的使命在于既不取代市场的作用，又很好地发挥政府的导向性和服务功能，对此可以从四个方向做出思考。一是准出，原有体制对准出的要求十分严格，现在即使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也仅仅解决了“出”这一环节的问题，准出包含的其他方面管理措施仍待改进。二是监管，包括国有资产的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内容。三是保障体系，即通过双多边协定、双重避税协定等，为企业对外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四是促进体系，包括给予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公共服务，如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等。

　　此外，中国对外投资管理体制中还存在许多隐性限制，在未来的改革中，需突破隐性壁垒，补齐四个短板：一是补齐法律短板，破除制度性障碍。二是补齐金融短板。即使是政策性金融机构也大多受制度制约而努力选择大、好、稳的项目，这意味着很多企业仍缺少融资途径。三是补齐服务短板。如为中小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信息服务、风险提示等公共服务支持，这是未来政府调整职能、转变服务方向的侧重点。四是补齐规则短板。自贸协定“升级版”谈判、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将涉及更多新的、高水平的投资规则，在谈判中除解决对方市场准入的关切外，也应为我们的企业进入对方市场创造便利。

　　赵晋平：“走出去”要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

　　中国 “走出去”战略的内涵十分丰富，既包括经济也涵盖社会、文化等领域，但无论怎样，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走出去”战略的主线。在未来5—10年中国极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背景下，我们亟需在思考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系的视野和角度上做出调整。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作为新兴经济大国，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话语权不仅仅取决于经济规模的大小，还取决于能否持有开放、包容的态度，能否为世界经济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履行大国责任。因此，中国目前要做出的最大调整是从全球视野谋划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上的作用日趋凸显。从国际层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看到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性：

　　从发展经验看，中国经济已具备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和条件；从发展趋势看，自发达国家普遍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以来，中国在拉动全球经济增长、拉动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中的作用和贡献率正逐步上升；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具备巨大发展潜力与空间。

　　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影响看，它至少在五个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一，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竞争，是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的最直接方式。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是决定市场供求关系、产业发展方向、产业格局的重要力量，只有通过对外投资才有可能逐步培育源自中国的跨国公司。

　　第二，促进中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随着我国传统劳动力竞争优势逐步减弱，为巩固全球市场份额，我国企业“走出去”扩大在周边国家的产业布局，已成为唯一选择。同时，传统的海外产业布局在技术、人才、资本等方面为结构调整留出了空间，使资源配置到了我们力求发展的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上，走出去的企业为国内的高端制造业创造了巨大需求。此外，对金融、物流等高端服务业的需求也在提升。这都说明，对外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具有积极影响。

　　第三，为资源或能源安全供给提供保障。“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富集了石油、天然气和其他重要矿产等资源，以对外投资布局的方式在这一区域获得更多权益，将为中国的资源或能源安全供给提供保障。

　　第四，有助于深化对外关系。资本的合作有利于提升相互间经济的融合度，当然，绝大多数的维系因素和力量是我们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努力推进“一带一路”这一重要的渠道和平台建设，可以营造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网络。

　　第五，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水平。“一带一路”为我们提供了机遇，通过自主创新开发新品牌、新技术和向后发国家进行产业布局两种方式，扩大对外投资，从而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水平。

　　就继续推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我有如下几点建议：首先要在国内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提升中国在全球区域生产网络中的治理能力。其次要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加快我们的产业在“一带一路”周边地区布局。再次是推进与这些地区的金融合作，尤其是人民币的区域化。此外，要加大国际发展援助，在“一带一路”周边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中发挥中国的作用。

　　王国文：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的对策与建议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研究所所长

　　从综合开发研究院参与的案例角度，我想对企业的“走出去”谈一些看法。我认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应把握四个要点：

　　一是借助国家间战略平台的对接实现投资目标。在调研中白工业园、商贸物流园和纸浆厂项目时，我们发现，在整个对外园区建设中，若得不到对方许可，我们拿出去的规划、流程、产品统统无法落地。例如，中白40万吨纸浆厂项目在筹备、建设中就遇到过许多障碍。为解决项目遇到的难题，需要从白俄罗斯国家政策层面进行协调，中方采取的对策包括修改白俄罗斯的总统令和参与白俄罗斯国家物流规划纲要的修订工作，从白俄罗斯国家规划层面推进战略互信与战略对接，同时将中方项目的地位和重要性在政策规划中得以体现。中白合作项目最终得以落地，关键在于推进和落实了两国规划、设计标准、产品标准的对接与相互认可。

　　二是对于基础设施投资类项目，应有长远的投资眼光和视野。以深圳蛇口工业区为例，在30多年里，蛇口经历了从码头到工业园区、邮轮母港、高科技产业园区、国际型社区的多次转型升级，这种转变需要长期的过程。对外投资项目从建港口、建园区、建城市考虑，在时间周期上一定不是短期回报行为，因此，企业“走出去”做基础设施投资时一定要有长久的眼光和视野。

　　三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要加强战略层面的协调。中央部委、地方省市均有参与一带一路项目，需加强政策性银行、承建商、运营商、园区开发商间的协调，以避免中资企业与中资项目的恶性竞争。例如，在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国际集装箱码头和南部的汉班托巴港，两个相距200公里左右的大型集装箱港口项目都使用了中国资金，虽然投资与建设主体不同，但有明显竞争关系，在运营阶段和投资回收阶段就出现了问题。对于这类大型项目，我们不同的金融机构和不同的参与主体，亟需提前建立起相应的协调机制。

　　四是发挥港资、民营企业的力量，将他们纳入政策扶持体系。这是综研院为新疆库尔勒一家民营企业商贸物流园咨询项目时得到的启发，我们提出的方案是引入香港上市公司入股这一项目，再将商贸+保税物流的模式复制到塔吉克斯坦，并将其包装到香港上市，在利用好香港企业境外资源盘活的同时，实现了三方共赢。港资机构在中亚有投资、运营经验，有香港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国内企业与他们合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可以利用香港金融中心的优势。此外，香港企业在境外没有政府标签，可以与任何一个政府打官司，并不带有主权投资色彩，可以按照国际商业规则去维护权益。港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参与“一带一路”有这样的优势和作用，我们的政策能否覆盖到这一类企业，把他们纳入到“一带一路”整体战略中来，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与挑战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走出去”过程中难免面临风险与挑战，如何树立起风险防范意识，提前做好投资环境和风险评估，建立风险规避机制和必要的保障体系？

　　毕吉耀：完善防范机制   破解“走出去”的五大挑战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

　　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到底面临哪些挑战，我认为，以下几方面十分突出：

　　第一，美国等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对我国的对外投资施加众多干扰，加大了我国对外投资的风险。第二，相当一部分东道国的整体投资环境恶劣，对项目投资收益造成巨大影响。第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融资困难。一是因为投资对象国本身缺少资金，而我们自己的企业又很难在国际市场融资。二是我国的金融机构还处在国际化经营起步阶段，很难为企业海外融资提供帮助。此外，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偏低也制约了企业融资。第四，政策性资金支持难以形成合力。虽然很多项目都有一定的政府战略指导性，政策性银行也会捆绑援外资金给予项目支持，但这些资金间不相同属，致使支持效果大打折扣。第五，企业自身国际化经营能力较弱。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重大项目上往往采取上层路线模式，但很多发展中国家国情复杂，仅与高层人士合作，不足以支持项目开展。

　　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健全投资风险防范机制，加强风险预判，采取各级仲裁等通行手段维护权益，并充分和善于利用多边和双边的法律法规、贸易体制规则解决问题。二是积极推动合作模式创新。在宏观层面上针对不同类型企业提供不同的政府支持策略，鼓励企业采取新兴的投资模式。其中，企业抱团“走出去”,建设园区形成产业链条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但中国企业要想提升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构建“以我为主”的区域性产业链和价值链，就要更多地与当地企业合作，将他们纳入到我们的产业链之中。三是充分发挥对外援助的支持作用，更好地进行顶层设计，将海外援助与“走出去”相结合。四是完善融资机制建设。从监管规则、操作层面上落实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导向性目标，抓紧制定能落地、可操作的实施细则。

　　李开孟：“走出去”要慎言国家利益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研究中心主任

　　我从事的是实务工作，因此想从自己为国家境外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咨询等实际工作环节谈三点切身体会。

　　第一，慎言国家战略利益。很多境外投资项目都希望得到国家的支持，因此，非常善于将项目与国家利益捆绑在一起，争取国家提供政策、资源的支持，如果政府主管部门不批准，承担项目评估咨询的专家持不同意见，就会被认为是不顾国家利益，缺乏全局视野。但其实这些项目无论多重要，首先都是商业决策，只有将商业内容做好，才能说会带来怎样的国家利益。因此，境外投资的市场调查、商业论证及全面系统的可行性研究、风险分析非常重要。我们不应该将境内投资项目在传统的政府行政审批体制下形成的通过“可批性研究”争取获得国家支持的习惯做法带到境外投资项目前期论证中。

　　第二，学会国际语言。国内的项目审批管理体制与国际通行方式不同，国际市场一般将投资项目分为公共项目和私人项目，公共项目因涉及公众利益有一套专门的审查机制，私人项目往往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会按市场思路进行审查；我国的投资项目则分为政府投资项目和企业投资项目，前者实行审批制，后者实行核准制与备案制。这一逻辑与国外不同，它带来的最大问题是：国有企业的投资项目应是公共项目还是私人项目？如果认为是私人项目，在逻辑上显然行不通，但又无法算作公共项目，因为国有企业也是市场竞争的主体，谋求的是自身利益，不可能代表全体公众的利益。我国目前走出去的重大项目投资，大都是由国有企业承担。以国有企业名义对发达国家投资，我们认为是市场商业行为，对方则认为国有企业代表的是中国政府，所以对项目的审查尤其严格，哪怕是我们的国有企业已经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投资项目也完全是商业化行为。因此，如何讲好国际语言，是企业走出去必须关注的问题。

　　第三，敬畏社会责任。即使有的大型国有企业为了争取资源而捆绑国家利益，但在境外运作时首先考虑的仍是自身商业利益，这就存在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的问题。例如，在一些水电项目“走出去”过程中，由于在征地拆迁、移民安置时出现罢工、集会事件，这时遭受损伤的首先是中国政府在当地的形象。对此，我们其实应试图理解对方，因为他们的想法、理念和我们不同。国内征地拆迁通常只考虑安置补偿，且大多是物质利益的补偿，但对方却认为，征地拆迁带来的损失除经济资本外，还应考虑生态、人力、社会资本等方面的代价，但我们并没有类似的补偿理念。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如何敬畏社会责任、按国际规则尽到社会责任，是我们必须补上的一课。

　　我之所以强调这三点，并非指责我们在“走出去”过程中存在问题。我强调慎言国家利益，并不是不维护国家利益，因为企业“走出去”是我国经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时刻考虑和维护国家战略利益，但我们不能以国家利益为由绑架政府的决策，作为争取优惠政策的筹码。我强调国有企业要学会讲国际语言，并不是不赞成他们“走出去”，因为国有企业在境外承担重大项目的运作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但我们不应把在国内运作项目的方法简单地移植到国外，因为国际社会并不认同我们在国内的习惯思维。我强调尽社会责任，并不是不追求商业利益，而是强调要把握好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的平衡，使我们的“走出去”能更加持久，并规避“走出去”的各种风险。

　　王志乐：企业“走出去”要重视合规责任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

　　研究海外投资，大体上都会从三个层面入手。一是理论的创新。我们通常所强调的“走出去”的理由，如产能过剩，其实无法得到投资所在国的认可，为此我们的“走出去”往往被认为是“新殖民主义”，我们的企业也被视为传统的跨国公司。从理论角度来说，我们确实面临着如何创新的问题。

　　二是观念创新。虽然我们已经由投资输入国变为投资输出国，但我们的思维、观念却还停留在投资输入国上。投资输入国要尽量保护本国产业，限制外国公司进入；投资输出国则希望其他国家持开放态度，保护我们的投资。这是截然不同的角度和思维。因此，要想走出去、走得好，观念创新必不可少。

　　三是实践创新。怎样总结以往的实践经验实事求是地看待今天的挑战？我认为，可以从世界银行黑名单入手。2009年1月12日—2015年9月1日，世界银行共处罚了654家企业及个人，涉及中国企业和个人38家，中国企业的问题大都是违反了世界银行的采购指南，这从侧面说明重视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不仅如此，企业还要注重合规责任，因为中国企业正面临非传统的非商业风险，其中防范合规反腐风险是目前全球发展的新动向。什么是合规？一是要遵守本国和投资所在国的法律法规，二是要遵守本公司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三是要遵守公认的、良好的社会职业操守、道德规范。我们的企业若对这一现代工商文明新的竞争环境、竞争规则理解得不多、不够，就容易在“走出去”过程中陷入困境。

　　目前，中国政府已对此给予高度重视，2012年，商务部等七部委曾发布《中国境外企业文化建设若干意见》，重点阐明了中国境外企业文化建设的九大内容，并强调要“坚持合法合规”。国资委也在今年年初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法治央企建设的意见》，强调要加快提升企业的合规管理能力，要求企业建立合规管理工作体系。合规管理体系也已上升为国际标准。2014年底，ISO出台的ISO19600《合规管理体系导则》明确，致力于长远发展的组织需维护诚信和合规文化。

　　诚信与合规不仅是企业成功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更是机遇。目前，全球范围内的跨国公司都在向全球公司转型。全球公司打造全球价值链，改变了企业的全球竞争方式；全球公司强化企业的合规文化，改变了企业的全球竞争规则。中国企业“走出去”就会直接面临全球竞争，面临已经改变了的全球竞争方式和规则。如果我们的企业能理解和把握全球竞争的新方式、新规则，必然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出发展中国家企业成长为源于中国的全球公司的新经验。

　　论坛总结

　　裴长洪：对外直接投资六大核心议题值得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

　　这次会议非常成功，就会议中讨论的主题，我总结六点内容：

　　一是提出了十分重要的话题——理论创新。王志乐先生明确表示，我们要进行理论创新。在理论层面上，张威院长也提出了我们到底有没有“战略”的问题。李开孟先生则表示我们要慎言战略，这实际上就是理论创新。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我们既要有开放的新思路，也要有新的实践。西方国家有成熟的国际投资理论，国际组织也有完备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但中国至今仍没有能解释对外投资的理论，这是要解决的问题。今天我们提出了这一问题，十分有意义。

　　二是提出了究竟该如何统筹对外开放中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赵晋平先生提到的话题就属于这类问题。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开放的新思路、新举措，但怎样利用新机遇调整国内的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既需要我们认真考虑，也要求我们有双向视野。

　　三是提出怎样处理国家利益与商业利益。没有政府的推动，许多事都无法做成，既然国家在推动，就必然有国家利益。那么是否可以不顾商业利益？“一带一路”的公开文件强调，企业需发挥主体作用。企业是主体就要市场化运作，因此，怎样处理国家利益与商业利益，是个十分尖锐的问题。

　　四是怎样将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结合。这是国家、政府、企业都会涉及的问题，正如王国文先生所言，基础设施项目，在短期内看不到利益回报，这就涉及到长期利益能不能实现以及短期应做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十分现实。

　　五是能力建设问题。曹远征先生提到，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是金融能力，我们的金融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能力不足，这让我很受启发。当然，也有政府能力建设和企业能力建设问题。具体来说，政府能力建设应包括怎样解决顶层设计、解决与投资所在国的谈判，企业能力建设包括怎样合规、履行社会责任、了解投资所在国的法律法规等等。

　　六是安全高效即规避风险的问题。对外直接投资需要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十八大提出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是开放型经济体系的三个定语。之所以谈安全高效，是因为对外投资确实存在风险，我们不得不研究安全高效、规避风险的方法。

　　今天的讨论大体围绕以上六个方面进行，这些议题既十分有意义，又抓住了对外直接投资领域问题的核心，是值得我们继续思考、探究的重要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