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华：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城市可持续发展专委会专家顾问

　　我的老家在湖北枝江，在儿时的记忆中，城市是遥远的；三公里外有一个镇子，石板街，木板房，还有一个摆着条凳的电影院；农村赤脚医生合作医疗、村子里露天放电影。那时对于城乡的概念大抵就是如此。

　　由于我国的户籍藩篱造成了城乡社会保障的鸿沟，城市成为很多人向往的地方。常常听老人们说：“有钱人住街角，无钱人乡下落。”此番话道出了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城市被认为是富有的象征，农村是贫穷和落后的体现。

　　尽管我出生并生活在农村，但自己印象中的农村并不尽然。农村虽然条件比较差，但活动的空间比较广。由于生长在长江边，儿时的我可以和小伙伴尽情地到河里玩耍、钓鱼。这是城里生活的孩子所体会不到的。

　　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城市的认知逐渐加深。特别是读初中以后，视野开阔了，一些“非农业”的城市籍同学或到过城市里的农村同学，津津乐道城里的道路是柏油马路，还有公共汽车，更不敢想象的是，城里还有飞机场！同时，城里除了有上下水等硬件设施，还有比较好的社会服务，比如学校、医院、商场、图书馆等，这些都是农村所没有的。那时的我明显感觉到城市的优越性，人要发展就需要进城。

　　1975年，我高中毕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由于不能考大学，我选择了去当兵。当时我住在城市里，总感觉到街道拥挤、空间狭窄，不仅没有农村的自然生态环境，也不像在农村生活那样自由。到后来考上大学、参加工作，在大城市里生活，我对于城乡的概念依旧是模糊的，甚至是矛盾的：一方面城市很美好，因为城市有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所必需的硬件和软件设施，是一个交通枢纽、信息集散地，其功能远远比农村要多很多，但另一方面城市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心中一直在想：城市和乡村都需要改变，但究竟该怎么改变，我当时并不能够说清楚。这种困惑一直萦绕着我。

　　1988年，我有幸进入剑桥大学读博士，在国外我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城市规划和建设特别到位，秩序井然。城市生活比较高效，交通很方便，去商店、医院等都特别便利。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除了有历史、有文化，建筑也有各自的风格。而且，城乡间几乎没有差别。以我就读的大学所在地为例，它是一个乡村小镇，保存着完好的古老建筑，有大量古旧民居，然而老百姓用的是煤气管道、有上下水、现代的家用电器齐全，让人感觉在农村里生活比城市还要好。

　　在欧洲生活八年后回到国内，对比城市化进程中国内外的强烈差距，我有了别样的感受。对于城乡究竟该如何改变的疑惑，冥冥中我似乎有了答案。

　　“先治坡、后治窝”，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经济社会发展所遵循的一句口号。治坡，就是发展生产，讲的是经济增长；治窝，就是盖房子，强调的是公共服务和居住条件。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我们看到，大庆的工人住的是“干打垒”，攀枝花的工人住的是工棚。由此不难看出，我国城市发展的特点：不是先解决生活，而是先抓生产，至于生活就置之不管了。以至于后来我们推进城市化进程也是如此。工业化搞一个工业园区，只准建厂房，不建居住区、商业设施，不关注老百姓的民生。

　　我们城市建设的速度快、质量差。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一条路修好、把一栋楼盖好，但是路还没修好就坏了，楼还没建好就垮了。我们的楼看着都很光鲜，但过不了多长时日就变成垃圾了。而在国外，虽然速度慢，但质量是百年大计，很多楼动辄几百年历史。

　　我们的城市很注重形象、注重地上，对室内和地下却关注不多。我们的地下管网常常是支离破碎的、凌乱的，不成系统，甚至满足不了需要，动不动就是这儿的管道破裂，那儿的线路老化；而欧美很注重地下，在地面几乎看不到任何痕迹和问题。

　　我们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很不便捷，就医、小孩上学、购物、交通都不方便，有时办一件事需要跑好几个地方。

　　另外，我们城市建设的大手笔让人震撼。像我们的宽马路、六车道、八车道、隔离带，在其他国际大都市都很少见，更不用说大广场、超大住宅区、超大园区了。

　　除了正视城市的这些问题，我们城乡之间的差距，也是我正在亲历的城市化进程中一个亟待破解的问题。我们的城市化不光只有城市，也不能遗忘了农村。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农村，也需要让生活更美好。农村应该让人们更向往，才有可能使我们的城乡社会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