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经历：1959年至1996年先后在农机部科技司、国家机械设备成套总局技术室、研究室、机械部政策法规司工作，历任科长、处长、中国机电日报社副社长、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委员。

1996年至1998年，调任财政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法律顾问、司长兼国企优化配置研究中心主任。

1993年至2003年，同时担任八届、九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国有资产法》起草工作组组长。

1999年起任中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同时先后兼任上海理工大学、江苏理工大学、北京机械工业管理学院客座教授。

2003年起兼任中国机械制造工艺协会副理事长。

2005年起兼任国家开发银行装备制造业投资顾问。

中央全会会议公告指出：“十二五”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科学制定“十二五”规划对于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有十分重要意义。全会强调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个领域！要做到五个坚持：

坚持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

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

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只有做到了“五个坚持”，才能保证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那么，什么是经济发展方式，如何实现转变？就是要从粗放式经营，以低水平产品，单纯依靠投资拉动，造成高能耗、高污染、产能过剩、恶性竞争，以及出口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自主创新，掌握核心制造技术，生产高科技附加值产品，创立品牌，逐步建立藏富于民，扩大内需的基础上不断增长的经济发展方式。而富民之路扩大内需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二者之间又是互为依存，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全会特别强调重视改善民生，又明确指出改善民生的根本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关于走“富民之路”的问题

“民富”的内涵有两个要素，一是人均收入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二是广大民众得以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即收入差距不太大。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2009年人均GDP数字，美国超过4.6万美元，西欧，北美、大洋洲和亚洲的发达国家也多在这一水平之上。其中最高的北欧国家达到了8—10万美元，而亚非最穷的国家则在300—500美元之间，世界上发达国家与最贫穷国家两个群体之间的差额已经超过100倍。

30年前中国人均GDP不到400美元，现在达到了4000美元，为最发达国家的十几分之一，进入了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前列。世界排名在百来位，而且中国也已成了世界上收入差额最大国家之一，据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郑功成教授分析，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扩大到3.3:1，体制内外劳动者收入差距不同行业在十倍以上，有产者与无产者所获得的财产性收入差距更是无法计量。此外，还有统计表明中国尚有一亿人口为贫困人口，有3700万人在处在极贫困的生活条件下，可见对中国来说走向民富依然是路漫漫兮尚远兮。

发达国家是怎样走向民富实现非常高的人均收入的？

美国人民个人致富的奋斗精神是美国走向富足的原动力。一代又一代美国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荒原猛兽斗、与饥饿严寒斗，书写了一部死亡与血泪，惊天地泣鬼神的开疆拓土史和发财致富史。对个人致富的冲动，政府不是去压抑，而是尽量制造条件和空间使之得以充分发挥。一是以民企为主发展经济，二是低税制，藏富于民。美国走向现代化，以铁路大发展为前提（中国移民上万人立下汗马功劳），政府提供参股信贷和担保多方支持，给铁路公司赠送国土面积的1/10，铁路建设到19世纪末达到30万公里，是其他国家总和，为国内市场统一和经济腾飞奠定了经济基础。从立国到今天在交通、能源、采矿、通讯、金融、化工、医疗、冶金、生化、电子、房地产、制造业等各行各业中，无不以民企为主，成功建设了现代企业、现代产业和现代经济。几乎所有事关“国计民生”的产业都以民营企业为主，产业和国家并没有因此弱小，民众也并没有因此而贫困。特别是在税收方面，直到1913年世界进入“美国世纪”之前，美国完全没有个人所得税，联邦政府唯一税收来源是微薄的关税，可以说穷到家了。

在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下，美国产业资产阶级得以成长壮大，奠定了美国全面走向法治社会的经济基础。1868年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北方战胜了南方分裂势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宪法的权威，将美国人追求财富的巨大冲动，纳入到法律和秩序的轨道，从而势不可挡地使美国成为整体实力最强的世界首富。

日本是怎样避免中国厄运走向富强的？关键在于日本明治政府在全盘西化的思想指导下实行了与其他发达国家类似的国策，保障民权，发展民企。为破除封建桎梏，明治政府实行了土改，使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从1872年开始，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同时废除封建等级制度，提倡个人自由。为培养优秀国民，开始实行义务教育制，比许多西方国家还要早，入学率也属世界最高。此外，政府支持民企发展，除创办银行和股份公司（株式会社）为企业融资外，还用财政的1/6的支出直接对民企进行补助。到1880年明治政府颁布《出售官营工厂条例》，将大批官营企业低价出售民间企业家，涌现出三菱、三井、住友等一批大型民营企业，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已经以民营企业为基础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

总结起来，所有发达国家实现民富的共同经验，其实都非常相似，也非常简单而明了：保障个人自由，提高国民素质，支持民众致富，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广阔空间和良好条件。

不少国家都尝试过走一条自己实现民富的路，但无一成功。

前苏联为代表的一批国家，以国家力量集中资源，试图靠国家力量实现共产主义，对于人类发展历史可谓影响最大，也最惊心动魄，令人感叹，但都失败了。
前苏联上世纪30—50年代以生产资料国有制为基础，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经过几个五年规划，很快以工业和军事强国的面貌呈现于世，不仅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垄断，形成了两个阵营的核恐怖均衡，并首次实现了卫星上天和载人航天，科技水平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没有压迫和剥削、人民当家作主、人人平等、正义与富足并存、神奇而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世界形势可谓东风压倒西风，一片大好，令世界各国人民所向往。未料，进入上世纪90年代，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竟然解体，轰然倒下，各加盟共和国及东欧卫星国都与俄罗斯反目为仇，纷纷投入西方怀抱，真是历史无情，世事难料，从1930—1990年的60年间，前后两个30年，苏联的变化、反差之大，不由令人瞠目。苏联一下就垮了，这个说法本身不太准确。实际上苏联经济中的问题，经过长期积累，早已变得非常严重，生产力低下，物质贫乏，产品质量低劣，缺乏创新、分配关系扭曲、官僚主义严重，一直是苏联经济中的致命伤。苏联取得的那些令人赞叹不已的辉煌成就靠的是两个法宝：一是靠国家强制增加投资，扩大再生产。二是集中资源做国家想做的事，使原子弹爆炸、卫星上天。其第一个法宝却受资源总量的限制，终将失效。靠增强投入来获得增长，资源耗尽之日便是末日来临之时，这是苏联经济“极盛而衰”的根本原因。其他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国家，教训大同小异，最终都无法避免缺乏创新，效率低下，分配关系扭曲带来的厄运。

南斯拉夫曾尝试企业由劳动者社会所有加市场经济模式、印度尝试了民主政治加计划经济、国企与民企并重的模式，其结果也是有目共睹，无一不令人失望。
走向民富，人类至今尚未找到第二条路或第三条道路。实现民富，除了一国的人均收入达到很高水平，还要求收入与分配相对公平，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能享受到发展所带来的好处。

国际经验证明，人均收入很高的国家，收入分配多数也比较公平。以基尼系数作为一个衡量指标，日本和德国分别为0.25和0.28，属非常“健康”区间，其他发达国家都在0.3与0.4之间，只有美国超过0.4这一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达到0.41，这是因为美国的收入差距是最大的。原因是美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严重机会不公，如美国黑人1863年即或得自由，但直至1964年才获得无条件选举权，且此后在教育和就业机会方面仍然受到长期歧视，其中很多人只能居住在贫民区，难以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巨大的收入差距，严重的分配不公，主要存在于亚非拉的中等收入国家。比如巴西基尼系数0.57、阿根廷0.51、墨西哥0.46、南非0.58、尼日利亚0.44、土耳其0.44、菲律宾0.45、马来西亚和中国都接近0.5。这是因为多数发展中国家，政治权利和经济资源被少数人掌握，受制度和资源条件限制，普通民众个人发展和创业都缺乏空间。家族统治、种姓传统、种族隔离、户籍制度，这些做法都导致广大人民大众在初次分配中无资源、无机会，在二次分配中被人遗忘或排斥，既限制了广大普通民众个人脱贫，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也限制了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

世界各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初次分配公平的关键在于机会公平，要创造条件鼓励和支持民众为个人致富而奋斗，这不仅是实现高收入的有效途径，也是限制收入差距过大的有效途径。政府则要保障个人自由，大力投资教育，提高国民个人素质，为民企创业和发展提供空间和创造条件。要保证初次分配差距不要过大，在此基础上，辅之有效的二次和三次分配，则公平分配的大局可定。

最近经济学家厉以宁著文建议政府除了要积极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还要充分认识支持、扶植微型企业的发展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的重要意义。所谓微型企业是指资本金和雇工人数都很少的小型企业。如创业投资金额不到10万元，企业工作人员不足20人的可称微型企业，但可以吸纳许多人就业，比较适应市场需求又方便群众，可以调节民间创业积极性又可增加国内生产总值，有助于高科技人才创业与风险投资者结合逐步造就大企业，微型企业还可为大企业配套对促进大中企业效率的提高有积极作用。一场群众性的创业活动必将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和谐带来不可估量的成效。政府当局应当将支持、扶植本地的微型企业作为政策重点，在财政、信贷、培训、注册登记诸多方面给予方便。一个存在大量微型企业的城市，人气就旺，居民的创业热情高，就业情况就好，城市就有了生机 ，有了活力，经济上去了，社会也就比过去和谐。

为什么有人说现在是“国富民穷”？国资委宣布央企资产增值一倍达到20万亿，但老百姓并不关注，因为似乎关系不大，税收年收入达6万多亿，大家依然是低工资，财政预算用于民生的大约占26%多，而美国则达到60%。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研究国有资产管理十多年，感到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国有资产是全国人民的，所有者代表究竟应当是谁？谁能代表人民管理经营，并体现人民受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当然是人民的代表，但只管监督再搞经营就不好办，全国人大只有委托政府充当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他就政企不分，政资不分，老板加婆婆，企业就成了政府的附属物根本不可能在市场经济中很好地去冲锋陷阵。造成国有资本所有者职能缺位，出资人职责错位。

农民进城打工有了工资，村里的两分地作为70年的产权人可以承包入股，年终分红，所以出现不少地方农民不愿取消农村户口进城，农业户口含金量比城里的市民高，因为他有产权。而城里人只能靠工资吃饭，国有资产与他关系不大，现在有不少所谓权威经济学家主张中国私有化，将土地分掉，将国有资产分掉。这显然从理论上站不住脚，从实践看会是灾难性的，这样做的结果与苏联的后果是一样的！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方针。私有制不符合国情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但国有资产如何让所有者职能真正到位，让国有资本出资人代表真正到位，让国有资产的监督和经营管理真正实行“政资分开”、“政企分开”，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全国人民选出自己的集体代表管理自己的资产。办法就是将国有资本，包括国有企业资产、土地、矿山加起来大约有80万亿—100万亿，将它分作若干个基金，让全国公民都持相同的一份股份，在法律上规定如要退出只能卖给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大体每人可以分到6—8万元股份，每年可分到一万元的分红，这个股份随着资本经营还会不断增值，百姓除了工资，就有了一定的资产增值分红，老百姓有了财产性收入就有条件可以发展自己的经营事业，形成千军万马的创业高潮，逐步富裕起来，从而强有力的拉动内需。基金由百姓民选出资产管理委员会，选聘职业经理人从事经营运作，在市场经济中与其他经济成分的企业平等竞争做大做强,政府则可以专心致志地履行好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从而逐步造就民富国强！本来我以为这个设想是既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又能使国有资产真正实行政资、政企分开，让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真正到位时一个发明，最近看了一个资料，才知道捷克已经这样做了，这正好是给我们有了一个借鉴研究的案例。

五中全会强调民生，突出民富，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落实五中全会的精神，需要对民富理念有正确理解，对世界各国实现民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有完整和系统的总结和借鉴，这样才能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在“十二五”期间通过科学发展，使中国走上民富之路。

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

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无非依赖投资、消费、出口，其中我们对投资的依赖是一贯的，从20世纪50年代起，政府投资的多少一直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其次是消费，直到现阶段，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第三，就是出口，近些年来正是出口在中国经济中起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对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的贡献越来越大，从而使中国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也越来越突出。日本号称贸易立国，但在出口依赖率高峰时才有16%，，而中国近来已达到30%，如此高的比例只有小国才有，大国一个都没有，所以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外向型发展已达到尽头。增加出口当然好，但也在较大程度上受制于其他国家的政策变动，受制于国际形势的动荡不定，特别是中国出口产品中相当多靠的是劳动力成本低廉，企业盈利空间有限，且产品又多为高能耗型的，消耗的能源是中国的，污染则留在中国，因此对中国往往是得不偿失的，也不安全，实际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带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因此，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出口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怎么改?一要靠自主创新；二要靠扩大内需。

温总理在讨论此问题时指出：“要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网络和高端制造产业”。各行各业都要按总理要求进行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而高端制造业的振兴则关系到为各行各业提供高水平的装备。高端制造产业是指制造业的高端领域，即技术上高端，表现为知识、技术密集，体现多学科、多领域、高、精、尖技术的集成。价值链高端，具有高附加值特征；产业链的核心部位，发展水平决定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

所有行业的高端技术装备都需要装备制造业提供，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必然成为带动各个行业经济升级的重要引擎，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拥有竞争力强的高端制造业产业群，是世界工业强国的基本特征和重要标志。国家已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经济制高点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也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选择。因此把重点培育和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走上创新驱动、内在增长轨道的必然选择，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重点选择。

装备制造业产业链长，涉及面广，围绕成套装备与主机，可形成专业的供应链，特别是产业链的高端部分技术含量高价值量高，不但适合广大中小企业发展的选择，也是提高竞争力的核心所在，对于各个地方区域经济甚至对整个国家的经济都将具有带动作用。“重大装备，高端成套”不仅是市场战略，还是带动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的有效途径，用成套项目去掌握系统设计能力和产品的核心技术，用成套项目去改变目前的管理模式和生产组织模式，以此来有力提升产品档次和水平，造就能与世界500强相抗争的大型企业集团，从而振兴我国装备制造业。

经过几十年努力，在一些重要领域，产品产量、技术水平、关键技术的掌握和创新，以及产业集中度、技改后的装备水平、管理水平、国际竞争力都有长足进步，特别是在国内经济建设高速发展背景下，通过国家重点工程、振兴装备制造业取得了较大的成绩，高端制造业已初具规模。以电力装备为例：

1、高效清洁发电

70万千瓦水电机组完成了5套，为三峡工程自行创新研制出世界上最大容量的空冷水电机组。

哈尔滨、东方、上海三大电站设备集团生产了8183.14万千瓦，占全国发电设备的70%。

核电首座自主品牌CPR1000核电机组并网，国产化率达到70%。

2、新能源

3、输变电

100万千伏特高压交流晋东南—南阳—荆门示范工程和±80万KV特高压直流云东示范工程已建成投运，是世界上运行电压最高、输电能力最大、代表输变电技术最高水平的里程碑，国产化率分别达到90%和60%。西电集团的高压开关、特变电工集团的变压器制造业经过改造已成为世界第一流的企业。

但发电设备中的燃气轮机和高水头的抽水蓄能机组不但设计靠国外，某些部件仍靠进口，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

1、高端制造装备技术来自国外，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需要以相当长时间，加上高端技术国外不转让，市场换技术只拿到入门技术，高端技术、核心技术拿不到，需要提高自主创新意识，苦干若干年才能成世界工业强国（如五坐标联动数控机床）；

2、一方面各地依赖资源和资金大规模投入的粗放发展方式，造成一般产品低水平的恶性竞争，加剧区域内重复投资和产能过剩，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另一方面大企业集团大而不强，又缺乏专特精的小巨人企业为之配套，单机制造业能力强，系统集成能力弱，迫切需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来解决大企业集团的竞争能力；

3、我国科研院所体制改革使基础共性技术的研发削弱甚至缺位，技术创新体系—从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究—产品开发—产业化难以建立，只有企业为主体的产品制造，没有共性技术的公共服务平台的支撑，直接影响到我国创新型国家的整体战略进程。

4、政府各部门对国务院颁布的振兴装备制造业各项政策真正落实不够，没有形成合力。《国务院关于加快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若干问题》、《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纲要（2006-2020年）》、《2009-2011年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等等文件规定的政策措施都很到位，“调整”强调的是质量，“振兴”突出的是提升水平，往往这些政策措施落实不了，政府相关部门难以协调推进。

我认为装备制造业重点培育的领域应该是：

1、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成套装备。石化、冶金、煤炭、汽车、轻工等转型升级，节能降耗、自动化、智能化需要的设备。

2、节能环保与资源开发利用的装备。围绕能源安全和二氧化碳减排，资源开发利用如核电、新能源、清洁煤燃烧、智能电网、海洋工程等重大工程的成套装备。

3、先进运输设备。航空、远洋运输、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12万公里国家铁路客运里程建设等项目。

4、智能化的基础制造装备。高档数控机床要突破数字化制造技术、高档数控系统、高精度轴承、机床功能部件等关键技术，开发先进工艺技术所需的专用装备。

5、基础件及仪器仪表。高档液压件、控制元件、仪器仪表50%以上进口。

6、国防及新兴产业的专用装备。围绕国防建设及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材料等新型兴产业所需要的装备，往往进口受到约束。

要制定各项技术发展路线图，增强操作性、取得突破、形成新的支柱产业。我国提出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工业的持续发展和现代化是极其重要的部分，在今后几十年中，装备工业仍将肩负极其重要的责任和使命，需要不断提高产品的价值含量和技术档次，从部分先进到整体上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使我们国家真正从制造大国成为制造强国。在此过程中各行业都经历了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变了经济发展的模式，更伴随着民生的改善，亿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的提高，逐步富裕起来，拉动内需，是中国经济大发展成为世界上头等强盛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009年新增风电机组10129台，容量1380.32万千瓦，其中华锐、金风、东汽三家制造业6019台825.2万千瓦，占60%。2009年超临界和超超临界火电机组生产了48台3435万千瓦（其中百万级超超临界12台）。中国经济增长必须有高速度，这是主要受就业压力越积越大的逼迫所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有企业改革所引起的人员分流以及农村多余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再加上城镇新增劳动力需要就业，使得就业形势始终是严峻的，于是经济增长必须保持一个高速度增长率使之达到9%甚至10%以上问题才能稍稍缓解，为了社会稳定，高速度是唯一选择。美国曾是英国殖民地，也曾是一个弱小挨打的发展中国家，美国独立后的几十年中一直受英国人的欺侮和挑衅，给美国制造内乱，1812年两国开战，美国不堪一击，英国占领华盛顿，纵火焚烧了白宫和其他建筑、加上国内买卖黑奴、屠杀印第安人、农奴暴动，直至南北战争，外辱和内乱使得法制与民主、自由与平等、和谐与有序对于美国曾经显得多么遥远和陌生。但后来美国依靠“个人致富的奋斗精神”、“政府对民众致富的支持与鼓励”、“产业资本的法治原则”三个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逐步走向富强。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史是一部家天下的历史。国家利益始终高高在上，为国尽忠，死而后已。统治者视国家为私有，民众利益则可以随意践踏。在封建社会结束后，这种国为重，民为轻的思想模式仍然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十七届五中全会要求：“十二五”规划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城市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以民生为本，以民众利益为出发点和最高目标，要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五中全会的精神，标志着我国从“十二五”开始，中国历史将告别国强民弱，国富民穷的千年传统，走向一个民富国强的新时代、新天地，在民富的基础上实现国强！1953年师范学校毕业后到一机部汽车局工作。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开发银行投资顾问、美国爱尔投资集团驻华首席金融顾问、中资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