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两会期间，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5日在列席当天开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后经过“部长通道”时，针对网络上广泛流传的女子怒斥号贩子视频表示：“我要感谢那位姑娘！一声吼，推动了老大难问题的解决。”

　　李斌表示，号贩子问题深层次上还是医疗资源的结构性矛盾。李斌在谈及解决方法时说明还需“倒逼改革，要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制度的建立”。

　　号贩子是痼疾而又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针对近期各地打击号贩子的工作，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了提案与之相关的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周梁，他认为号贩子要从政府、医院、执法部门等多个层面进行治理和打击，“维护病人的利益”；要推进分级诊疗，培养患者预约意识。

　　周梁还认为，要推动修法，倒卖医院号源者要入刑。

　　各方面联动治理号贩子

　　《21世纪》：号贩子这个问题“久治不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为什么提出这个提案？

　　周梁：号贩子的问题我在医院听了、见了很多年，我们医院门口的号贩子明码标价，某某专家多少钱，他们都对医院非常了解。

　　号贩子对病人、医院、医生都有害的，病人不用说了，病人因此负担很贵的挂号费，搞乱了医疗秩序。这种事情发生了以后，医院和医生在老百姓心中公信力下降，其实也是受害者，可能个别保安、医护人员会勾结号贩子，但总体是很少的，医生一般不会做这种事情。

　　据称，“号贩子”拿号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其一，网上囤号。因为多数医院的网络挂号平台并未与公安部门的身份证系统联网，实名制成了“伪实名”。其二，倒卖占位。不少“号贩子”在医院专职蹲点，常年占据排队挂号的“队首”位置，甚至暴力干扰患者正常挂号。其三，获取医院内部号源。

　　这几年来，虽然很多医院在挂号方面做了很多改进，并借用网络平台来方便患者挂号。北京上海等很多城市都建立了预约挂号的统一平台和114挂号平台，很多医院也开发了官方APP，但这些，依然解决不了挂号难的现实难题。APP挂号一经推出，就有了一堆专业用APP抢号源的黄牛党。如今，“黄牛”们再不用起早贪黑守在门诊挂号处，只需要在软件上设置几个对应的程式，就能轻松网罗大部分号源。号贩子已然成为中国的一门职业，且工作模式已经从街边模式转到“互联网+”模式，形形色色的APP公司应运而生。

　　《21世纪》：号贩子对医患双方都有害，他们存在和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周梁：现在一下子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把这个事情马上杜绝，这个说到底是一个供求矛盾。大医院大专家的资源比较少，病人需求比较大。等到我们国家整个医疗发展到非常好了，基层医院很强了，这事情自然会消失。在这之前，肯定是供不应求。

　　《21世纪》：北京市卫计委之前出台了八项措施来打击号贩子，上海在这方面有什么措施？您觉得打击号贩子需要怎么做？

　　周梁：比如取消手工加号这个事情，上海也逐渐开始做，瑞金已经开始了。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专家门诊开始实行这个办法，之后可能会逐步扩大。手工加号肯定不是长期的办法，应该要有更好的管理方法，规避号贩子专门利用这个赚钱。

　　打击号贩子，从大的层面来说，医改还要深入，现在提倡的分级诊疗要做好，基层医院要做强。社区医院医疗水平提高了，病人就不需要什么病都去北上广的大医院。全科医生要做强，一线的一级、二级医院的水平要提高，比如常见病、多发病都能处理。

　　第二，要实名制名副其实，现在还是可以钻空子。很多网上挂号的资源还是被号贩子所垄断，要研究怎么通过网络信息等方面把漏洞堵住。比如一人一次只能挂2个不同科室的号，同一科室一人一天只能挂一次号。看病与挂号必须出示与网上挂号时所用身份证，并与本人校对。挂完的号不可退，这样可以大面积肃清黄牛。

　　第三，从医院的角度来说，不能完全排除医院员工串通号贩子的事情，一旦查实要打击、重罚。医院方面加强管理，这当然对管理层也提出要求。

　　另外必须及时修法，让倒卖医院号源者入刑，增强法律威慑力，提高“黄牛”违法成本。公安部门要介入，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比较复杂，需要方方面面进行合作，而且打击要持续，不能号贩子被抓一两天就放了。上海某大医院的事件发生之后那几天，我们医院门口一个号贩子都没有了。这就很明显，只要有人被抓，舆论在关注，他们就不来了。

　　《21世纪》：现在有一种说法是号贩子存在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医务人员的价值没有被体现，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周梁：目前的诊疗费确实比较便宜。上海市最近刚调整，正高挂号费是31块，跟外面理个发的费用差不多。以前我们说脑外科医生还不如一个理发的，现在还是这个状况。

　　实际上挂号费支付的不仅仅是医生看病的那几分钟的诊疗费用，这里面包含了医生经过十几年的学习，几十年的经验和积累，还有护士团队的工作，病人可能还需要化验、放射等等，这是维持诊疗的一个过程，是一个团队的工作。现在的挂号费还是比较低。

　　不同级别医院的挂号费要有区别，要有一个导向。医疗性的劳务费用要提高、药费要降低、医药分离等这些都是需要做的，但在这个过程中要体现医务人员价值。价值没体现，就有可能被号贩子钻空子。

　　《21世纪》：分级诊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您觉得之后的重点和难点在于？

　　周梁：这需要一个过程，现在大众的概念、习惯都还没有建立。

　　分级诊疗方面，上海现在社区医院做得不错，我自己有些小的毛病也会去社区医院。社区医院建设得不错，常见病处理得也不错，医生愿意花时间跟病人耐心地讲解注意事项，这方面大医院反而没有太多时间讲。

　　当然老百姓还是怕基层医院不够专业、误诊耽误治疗。所以要把全科医生培养好，基层做好。实际上很多医生不需要“高精尖”，国外全科做得好，病人生病第一想到的是找家庭医生、社区医生，由他们来进行初步处理或转诊到大医院。这需要全科医生在把关和筛选方面要做好，小毛病要看好，大毛病不要遗漏。

　　与此同时要解决好基层医院医生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待遇问题，一个是晋升问题。大家都知道大医院机会多，临床、科研、教学各方面有机会，可以发文章，做高水平的研究，可以晋升。社区医院就比较困难，所以要建立不同的评价体系，比如晋升就不要一定要求发表论文，可以看他解决问题的能力、治疗疾病的能力以及病人的反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