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公布的统计公报显示，至2015年末，上海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415.27万人，比上一年减少了10.41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981.65万人，较上一年的996.42万人减少14.77万人，同比下降1.5%。这被视为“上海外来人口十五年来首现负增长”，因而引发各方瞩目。

    我们认为，很多经济发展的事，时间短，看不明白，不妨换用历史的长镜头，这样趋势就清清楚楚。

    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要尊重城市发展的规律。城市发展规律由五个构件共同组成。

    其一，需求。城市规模本质上是个企业和居民的选址问题，是经济主体权衡利弊的结果。企业选址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个人选址反映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二，约束。企业和个人的决策面临资源与环境容量约束。其三，价格。通过市场价格的调节，城市规模必然小于容量约束，而不会突破约束。其四，供给。虽然在短期内资源环境的总量是给定的，但是在长期，资源和环境的总量可以通过经济增长以及技术和管理手段来增加，在国际上没有人为设定城市承载力的先例。其五，政策。当市场出现无法通过价格机制来解决的外部性问题时，政府职能是减少负外部性，增加正外部性。

    如果不充分认识到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不重视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就会给实际工作带来巨大的困惑，甚至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
 
    在规划城市未来人口和空间的时候，如果住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增长跟不上人口的实际增长，那么将出现价格调节供求的结果。在住房市场上，如果住房供应不足，房价上行压力将始终存在。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由于缺乏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那么，出现短缺时，就可能不得不用行政手段来强制平衡。

    过去曾反复出现政府规划的城市人口规模被早早突破的情形，这在本质上是因为供给不足，而不是需求过多。

    如果对城市人口规模采取行政管制，必然出现对常住人口的差别化对待，尤其是在公共服务方面，而这与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的改革大趋势相违背。公共服务的作用原本是要缩小人们由收入差距带来的福利差距，但如果将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而户籍门槛又与技能挂钩，那么，公共服务的覆盖对象就并非城市中最低收入群体，其作用反而是扩大常住人口的实际福利差距。同时，对低技能者设定更高的落户门槛，必然导致这部分劳动力的供给不足或劳动力成本上升。

    回顾人类历史，城市人口规模是在城市发展规律之下决定的。美国最大的几个城市人口出现过下降。但是，美国的城市定义与中国不同，美国的大城市仅是连成片的大都市区的核心部分，人们离开大城市，并不一定离开了大城市所在的大都市区。即使以特大城市本身来看，其人口下降的趋势也早就终结了，美国最大的几个城市的人口大多已经超过1970年代。唯一的例外是底特律，这个汽车城的人口持续减少，是因为汽车产业大量迁出美国，而底特律又没有发展起替代产业。

    再看日本，东京都也曾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过几年人口下降的趋势，但只是昙花一现，东京的人口重新开始恢复性的增长，即使全日本的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

    不只是美国和日本，在法国、英国、加拿大，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值得研究的市场经济国家，每一个国家的特大城市（尤其是其最大的城市），以及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这样的城市型经济体，人口都无一例外地在持续增长。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要走二三十年，还有几亿人要进城。等到中国基本完成城市化的进程，如果你有幸见证“全球文明城市”的荣光，到那时，再来回顾今天的数据，你会发现，你担忧的事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毫不起眼的浪花一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