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期花大力气发展乡镇企业，现在大部分乡镇企业大都垮掉了？原因就在于乡镇分散的工业化，使得基础设施的集约利用程度不高。

1月21日，在湖北日报举办的《区域经济增长与对外经济合作》高峰论坛上，《产经周刊》记者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樊纲。

过去3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其典型特征是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健全，大量农民工工作到了一定阶段之后，提前从城市撤了回来，导致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这些经验丰富、从城市劳动大军撤出来的中年劳动力，开始选择在附近城市就业。

下一阶段，必将是城市化推动工业化。而其中的关键是农民市民化，即给农民和农民工创造在城市留下来的机会和条件。这已经不是给不给农民城市身份的问题，而是中国城市化的当务之急，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决定着中国第一阶段工业化能否顺利完成。

工业化的本质是劳动力就业的非农化

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10%左右，说明一个经济体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这个时候，农民数量基本稳定。

《产经周刊》：当前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现状是什么呢？

樊纲：去年，中国城市化率接近48%，如果算上短期流动人口，大约是50%。城市化数据争议不大。但工业化程度，专家们争议颇多。据官方统计，大约有45%的劳动力留在农村。如果把留在农村但主要收入不靠农业的劳动力都算作非农劳动力的话，现在真正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大概占全部劳动力的30%-35%。

工业化率怎么算？我认为最终只能按人算，即按照劳动力的就业结构来算。按照人的就业性质来看，中国现在的工业化率大概在70%左右，比城市化高20多个百分点。

《产经周刊》：一个经济体，什么时候算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呢？

樊纲：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10%左右。《产经周刊》：为什么10%是个拐点或者说是终点呢？

樊纲：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单位农民耕种的土地规模增加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农民的年收入和打工者的年收入基本持平，农民的行为方式就会发生改变，农民可能不会再流动到城市就业，农民群体数量基本稳定。《产经周刊》：第一阶段工业化进程完成以后呢？

樊纲：现在，美国的农业劳动力只占全部劳动力的1.7%；英国是2%；法国葡萄酒多，占2.6%；日本不到1%。中国第一阶段工业化完成之后，可能会达到10%左右，之后可能还会减少。但这是第二阶段的事情。

中国悖论：劳动力富余和短缺共存

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不能享受城市的社保、医疗和基本的养老保险，他们打工打到一定年龄之后，就撤回到农村了。

《产经周刊》：现在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快用光了，劳动力已经出现了短缺，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樊纲：按道理说，中国还有30%-35%的农民要转移出来，不应该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但中国一些沿海地区，甚至包括内陆地区，的确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工资上涨的问题。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一方面大量的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每年挣5000元左右，只有打工者的一半；另一方面，劳动力出现了短缺，劳动工资持续上涨，企业生产成本提高。

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不能享受城市的社保、医疗和基本的养老保险，子女不能普遍和城里人接受一样的教育，在城市失业了也没人管。这就出现了一个重要现象：他们打工打到一定年龄之后，就撤回到农村了。

回去之后，岁数已经很大了，农村现在生活也不错，政府也很关心农村，提供各种扶持和补贴，种地不用交税，他们就在农村待下来了。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就是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现在从城市撤回来了，因此农村劳动力比例仍然很高。

让农民在城市留下来，是中国第一阶段工业化成功的关键

城市化最终是人的城市化。农民无法转化为市民，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只能算是个“半拉子城市化”。

《产经周刊》：中国城市化的特点是什么？

樊纲：过去30年，中国主要集中在工业化上，工业化进程很快，也吸引了大批劳动力转移。但中国一直没有认真地对待城市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工业越来越向城市集中，但农民一直没有转化为市民。

城市化水平滞后带来的并不都是问题，一个巨大的好处是城市周围没有出现大量的贫民窟。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的进城农民不是失地农民，他们在农村还有土地，岁数大了、失业了还可以回去。这是我们特色，也是其他许多国家所不能复制的。

不过，城市化最终是人的城市化。农民无法转化为市民，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只能算是个“半拉子城市化”。现在，中国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20多个百分点，这是中国当前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产经周刊》：中国城市化面临着什么任务？

樊纲：拉美国家城市化的主要问题是城市贫困和贫民窟。因为他们的农民多是失地农民，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回去也没有土地可供耕种，只好滞留在城市的周围，形成贫民窟。中国没有这些问题。

但是，中国也有自己的缺陷，即大批中年劳动力提前撤出城市劳动大军，至少撤出了沿海地区的劳动队伍，使得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劳动力本来是富余的，现在却发现短缺了。特别是距离沿海较远的地区的农民工，出远门打工的愿望不再像以前那么强烈了。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城市化面临的任务是：一方面，要解决农民市民化的问题，即给农民和农民工创造在城市留下来的机会和条件；另一方面，中部地区应该创造各种条件，通过打造软、硬环境信息沟通、交流、商业服务等属于软环境，高铁、地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属于硬环境培育并承接更多的产业，为那些经验丰富、从沿海地区撤回来的中年人就近提供就业岗位。

在思考城市化时，湖北应适当考虑“集中”

城市化的优势在于产业和人口的集中，使得企业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基础设施。

《产经周刊》：湖北在思考城市化时，应适当考虑什么因素？

樊纲：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提高基础设施的利用率，是政府制定经济规划时应该思考的问题。

对于中部地区来说，还需要建设更多的基础设施，使得中部地区的运输成本能够相对有所下降，即相对于沿海地区有所下降。沿海地区之所以能够率先发展，就得益于水路这个世界最便宜的交通运输方式。湖北属于沿江地区，也有这方面的优势。

城市化的优势在于产业和人口的集中，使得企业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基础设施。为什么中国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期花大力气发展乡镇企业，现在大部分乡镇企业大都垮掉了？原因就在于乡镇分散的工业化，使得基础设施的集约利用程度不高。

我们现在搞城市化，应该有大的规划，研究人口流动、就业和经济增长的趋势。搞城市化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开花，不是所有地区的所有小城市都要发展。比如西部地区一些人口流出的地方，计划当中就不应该有大的基础设施投入。

在一个区域范围内，我们发展城市化也要考虑通过集约、集中来树立优势，而不是处处、将所有的农村都城市化。通过城镇的适当地集中，产业的适当集中，人口的适当集聚，建设并有效地利用基础设施，才能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才能为产业发展、产业承接创造一个良性循环机制。 (本文来源：荆楚网-湖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