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视新闻频道《消费者调查》报道了广州市增城区内散户农民使用剧毒农药的情况。7日，记者走访了解到，不少农户因为天气等原因，目前仍在使用剧毒农药。同时，广州市农业局已成立专案组调查此事，目前暂未发现增城、从化市民有中毒情况，并呼吁广大农民积极学习农业知识。（12月8日《南方都市报》）

　　农药残留的问题，当然不只是“只收费不检测”的监管漏洞，这其实是一种系统性风险，跟种植的方式和生产的手段密不可分。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并不止于蔬菜种植环节，在整个初级农产品的种植过程中，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在小散乱的小规模种植还占有极高比例，而规模化蔬菜基地种植模式还没有占主体地位的情况下，那么抓大放小也实属于监管层面的无奈。

　　分散户蔬菜种植分布范围广，监管难度大是不争的事实。在很多中小城市，农民自产自销进城，没有进入统一的市场，自然也就谈不上检验检测了。更何况市场对于吞吐量巨大的蔬菜产品，几乎很难做到批批检。当然，最关键的问题则是，农残的标准过低也为监管不作为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高毒农药预留了空间。农业部农药检定所的宋稳成博士曾介绍说，“现在我国的食品农药残留标准仅有807项，而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有3338项，欧盟14.5万项，美国1万多项，日本5万多项。”

　　当然，以今天食品安全与过去相比，安全保障的水平显然已显著提高。不过若与国际相比，则还存在很大的差距。食品安全是监管出来的，但更是生产出来的。如何实现关口前移，让“生产者作为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主体落到实处，离不开生产方式的转型。因而，实行农产品的标准化、规范化生产，就成为提高监管能效的优选，也是进行安全水平升级的现实选择。

　　2013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要求要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对此应有两个层次，一是在农产品的安全标准上，应当接近和达到国际标准，如此才能充分发挥安全标准体系这个指挥棒，把围绕其外的各种要素充分调动起来。二是其种植和生产应实行规模化标准，建立大型的种植基地，或者采取“公司+农民”的种养模式，实行更科学、合理和安全的种植，才能让农药得到更安全的使用，也能从根本上提高监管的效果。

　　农产品生产小、散、乱，农产品品种多、种类丰富，农产品从农田到餐桌，环节多、链条长，这些客观存在的监管难度不能忽视，更何况，食品安全的主体多元，责任也交叉重叠，要做到无缝对接并不现实。解决体系性问题，需要多管齐下，一者，应当构建更为完善的安全标准，使之达到和超过国际水平，比如农药残留等要力求最低化；二者，应完善现有的监管体系，尤其是加大技术检测的能效，让集中进入市场的产品得到到高频率的检测；三者，应加快源头程植的技术性帮助和安全用药的宣传，让农民的安全意识得到提升；四者，要完善现有监管体制，变“九龙治水”为“主体责任”，使管理责任能够真正落实。当然最后，就是要加快土地的流转，实行分散化种植向规模化种植的转变。当农业种植由传统转向现代之后，那么高毒农药才不会成为食品安全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