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召开的十八大五中全会上，实施了三十多年的一胎政策正式宣告终结。这项政策的设计者们，或许没想到，许多人并未因生育约束被解除而释然，反倒是因老龄化时代之将至而忧虑。
更有意思的是，忧虑的情绪恰是催生人类历史上大多数人口政策的动因所在。中共中央在1980年9月25日发表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其中这样写到：

    “按目前一对夫妇平均生二点二个孩子计算，我国人口总数在二十年后将达到十三亿，在四十年后将超过十五亿。这将会大大增加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困难，造成人民的生活很难有多少改善的严重局面。”

    不止一次，我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文献中读到过相似的忧虑。他们大都会讲这样的话：倘按今天的生育率持续，这社会将会难以负载（或是走向灭绝）。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经历“婴儿潮”的美国社会就曾弥漫过这种忧虑。例如，1968年美国最畅销的图书是斯坦福大学教授埃尔里希（Paul Ehrlich）所著的《人口爆炸》（Population Bomb）。同时代的潘多克兄弟（William Paddock & Paul Paddock）则在1967年时预言，美国再过八年就会发生大饥荒，他们的书名就叫《饥荒1975！美国的抉择：谁将生存》（Famine 1975! America’s Decision: Who will Survive）。光是看书名，我们就可以感觉到当年的恐慌感扑面而来。

    事实上，盲目自信和过度恐慌在大多数时候源自相同的认知谬误。那就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人们不只不承认自己无知，还相信某种简单法则能预测未来——例如，相信目前的情形会持续下去。关于这点，我想那些在股市上经历过浮沉的朋友多少会有体会。

    那么，生育率或其趋势是持续的吗？短期来看，是的。明年的生育率大概会和今年差不太多。若过去几年生育率都在下降，那今年继续下降的可能性也不会小。但如果使用当下的生育率或趋势去推知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久以后的生育率，所得的结论就很不精确。

    美国在1960年，也就是埃尔里希和潘多克兄弟写作其论著之前数年，它的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TFR）是3.65。换句话说，平均每个妇女终其一生会生育3.65个孩子。如果这趋势一直持续下去，那每一代的人口规模将会比其父辈那一代多出80%。简单做个复利计算，你就会认识到，处在那一时代的人内心之焦虑，也并非不可理解。1975年，也就是潘多克兄弟预言会发生大饥荒的那一年，美国的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1.77。即是说，若维持这样的生育率，每一代的人口规模将会比其父辈那一代减少约15%。正在美国社会开始对低生育率感到担忧时，生育率又跟捉迷藏似的，开始缓慢地上升。

    如果说关于人口预测这门学问，学术界有哪些共识的话，那其中一条就是， 对长期生育率的预测至今仍不是一件容易事。在联合国和世行都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在从事人口预测工作，他们中不少人是令人尊敬的出色学者。但我们在使用这些预测数字时，要时刻记得，这些数字的产生是基于对未来的诸多假设之上的。它们或许是现有知识和统计技术下对未来最好的预测，但只要某个假设不成立，预测就会和现实大相径庭。

    生育率变化背后往往是生育意愿的变化，而生育意愿又多受到习俗、文化、法律和经济这些大环境的影响。现代社会之变迁是如此迅速，我们时常感觉今日所处之世界，与二十年前相比是截然不同的面貌。环境变了，生育意愿自然也会变。 我的一位老师曾指着课件上展示现在韩国30到34岁的女性仍有约三成未婚的一张图表感慨。他说，在四十年多前他读本科的时候，讲义里还清楚地写着——东亚文化崇尚多子多福，韩国是早婚多育的典范。环境因素的不确定性，由此可见一斑。

    《功夫熊猫》里说，“Yesterday is history, tomorrow is mystery, …”关于计划生育政策制定的过程，哈佛大学学者格林哈希（Susan Greenhalgh）在她的《只要一个孩子》（Just One Child）一书做了很细致的回顾。可以看到，一胎政策虽在其产生之初便有不少反对声音，但也不乏来自各方面的支持。这个政策并非是拍脑袋做出的决定。相反，它是由一群出色的控制论学者和火箭专家，使用当时最先进的计算机做了大量预测和模拟后，提出的方案。站在今天往回看，我们很容易批评一胎政策有些极端，很容易批评设计者当年对生育意愿之下降及人口寿命之延长估计不足。但倘真让我们设身处地站在彼时，我们的内心又是否真能抵御住焦虑的诱惑呢？我们的自尊心又是否真能承受住对未来无知的挫败感呢？

    一位社会学者在私下闲谈时开玩笑说，你知道为什么世界上会有那么多极端而糟糕的政策存在吗？那是因为有时焦虑的情绪只有极端的政策才足以安抚。在无知面前保持敬畏和谨慎，言之易，行之难。在低生育率的当下，我不时能感受到舆论中新的焦虑，也数次在和朋友的聊天中听闻到一些偏激的对策建议。

    未来是一个谜团。诚然，不能因为不可知而不作为。面对潜在的挑战，我们应该早做应对。但假使事态的未来趋势复杂难测，那么设计政策时，注意它的适度与灵活，保留其可调整的余地，或许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