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近日最新出炉的2015年第三季度GDP数据创2009年以来新低。从结构调整到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不妙；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大数据时代数据水分减少；从投资减少到空气有望变好……哪怕一千个专家就有一千种解释，中国经济已从“奇迹态”快速转至“新常态”，是必须直面的现实。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6.9%依然是高增长。区别在于，中国是一个起点非常低的巨大转型国家，有大量社会问题需要依靠高增长来解决。在高增长时期，社会上也曾流行“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一旦经济持续放缓，中低收入群体的就业与生活压力，会成为一个急迫的问题。

    是谁在促进经济增长？富有创造精神的企业家。简政放权，使创立公司更为便利，在互联网+的背景下鼓励万众创新，自然是一条改存量、促增量的好路子。但这条路要走通，除了要有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更需要有对财产权的严格法治保护。

    目前来看，这两个条件都还面临艰巨挑战。发挥直接融资功能的股市，还可以看底牌，靠内幕炒股的情况所在多有。股市打摆子似的震荡，正常的融资功能必然受到损伤。

    释放普通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之后，如何让大家树立起对中国司法的坚定信心？就经济发展与人格保障而言，让财产权通过公正的司法体系真正落地，让资本愿意留在中国创造增值机会，是最大的改革红利。

    以自然法或天理的视角来看，对财产权的保障，不仅是对已有财产的保护，还应延伸至保障财产平等而自由的增值机会的权利。换言之，在有的领域，不能限定只有某一类型的资本才能进入，而普通公民的就不能进入，必须确保平等准入与平等竞争无远弗届。

    从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来说，这才是当前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近些年，民企之所以普遍生存艰难，除了税收过重，能源、金融、电力、土地等上游资源的垄断状况长期得不到实质改变，利润被非市场形成的价格所压缩，是最大的原因。即使站在国企治理的角度，平等竞争，逼着国企在市场的大海里求生存，也比用各种行政手段直接改善国企治理更有效果。

    自1980年代开始的价格改革，直到今天还需要“攻坚”，说明政府在微观环节介入市场经济的程度之深。积重难返而又必须返，但如果放开定价前不放开市场准入，不打破那些“弹簧门”和“玻璃门”，没有充分竞争的价改，很可能变成单向涨价。民企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上游的国企又去从哪里获得高额利润？废除各种不当的准入限制，让国企平等参与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这仍是解决中国经济乃至社会难题的一大命门。

    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治理是一个综合过程。GDP六年新低，要想破解而不仅仅是接纳“新常态”，对转型中国而言，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以改革突破发展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