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被称之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先生驾鹤西去，引起了思想界的广泛关注。这位中国农村改革的设计者，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正确的改革设计，有力推动了中国农村改革。但农村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应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推进，不断被唤起、反思，从而校准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的方位。无论是城市改革还是农村改革，均应该把“人”字大写在改革的路标上。

    今年国庆期间，我在英国伦敦访问，有机会路过英国的乡村，准确地说，我所见的是伦敦的郊区。让我吃惊的是，离开伦敦市中心半小时的车程，满眼的田园牧歌式的诗意画面就那么毫无遮挡地展现在我的面前。眼前的画面简直美得不真实！城市与乡村如此和谐地相处，实在让我难以置信。难道这就是现代工业化源头国家的真实面目吗？伦敦这个曾背负“雾都”恶名的现代工业城市，靠什么让蓝天白云重新回归伦敦人的视野，又靠什么让伦敦的脚下变得如此自然清美？

    作为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先行者，英国对城市和乡村的理解，也比我们先行一步。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城市在社会、经济、政治功能以及效率方面确有显著的优势，把资源聚集在城市空间上，便于物品的生产、流通以及销售，便于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有利于对信息的生产与传播，于是，城市按照功利主义的逻辑，迅速扩张起来，一个个城市拔地而起，一个个城市群也不断刷新城市扩张的历史。在城市化的进程上，英国走在前面，他们首先品尝到城市化的甜头，但也及早意识到城市的问题。当城市无节制、失控地扩张，逼近城市的功能极限之后，其不可爱的一面就会渐渐暴露出来，城市病就会发作出来。

    在英国，就有那么一帮先知先觉者，及早意识到城市问题，于是，他们行动起来，发起保护乡村运动。有意思的是，这批乡村保护运动的提倡者和践行者，并不是地地道道的乡村农民，多是衣食无忧的富人或社会精英，这种逆城市化的乡村保护运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社会行动。这些人在城市中转了一圈，被城市“圈养”一通之后，蓦然回首：乡村才是他们的初心。

    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在《英国乡村》中曾有这样的感慨：在某些国家，都市便是这个国家的繁华富庶所在，是那里文采风流典章人物的荟萃之地，而乡村则属于较为粗陋的地方；在英国，情形则刚好相反，大都会只是上流社会的临时聚集之所或定期会晤之地……即是说，城市只是人的寄居之地，人只是城市的匆匆过客。乡村才是人的久栖之所。斯坦利·鲍德温爵士也曾说过：“对我来说，英格兰就是乡村，乡村才是英格兰。”也有人说，英国的灵魂在乡村。他们觉得真正的英国人是个乡下人。在英国人的脑子里，英国的灵魂只有在乡村才能找到归宿。

    正处在城市化与城镇化关节点上的中国，应该从英国的城市化经验中获得启迪。城市与人的关系，不能本末倒置。在城市面前，人是至高无上的。失去人的价值，城市只是一具空壳。城市是人的驿站，但不是唯一、永远的目标。

    中国改革最初是从农村启程的，但农村改革的核心目标是解决农村最现实的吃饭问题。因此，当年的农村改革没有什么诗情画意，是纯粹的功利主义的，以解决温饱为最大诉求。后来，通过“包产到户”迅速解决了农村的吃饭问题。当农村解决了温饱“刚需”之后，改革的重心迅速转移到城市，城市化成为改革的重头戏。随着城市改革的大面积铺开，大流量的城市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了城市，为城市发展提供人口红利。在强烈的城市化冲动之下，中国城市的数量和体量迅速扩张，城市空间变得越来越紧张，城市人口快速膨胀，城市病也渐渐蔓延开来。这时候，改革如何推进？城市化如何续篇？是继续按照城市化的逻辑任性地走下去，还是而今迈步从头越，重新开启农村改革的“二次革命”？

    回望乡村，我们心中盛满了浓郁的乡愁。英国式的美丽乡村是我们向往的，但愿这不是遥远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