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日重阳数，三秋万实成。重阳节的“岁数”，虽可上溯到两千年前的先秦，但被中国政府定义为“老人节”，却是晚近的上世纪80年代末。

　　最近一段时间，社会上对于放开二胎政策的讨论再次转热。除了对于未来劳动力供给的担忧，也跟沉重的养老压力相关。对每个人都迟早冉冉乎将至的“老”，正引来难“养”之惑。老龄化命题已经横亘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路径之中，不容轻视。

　　曾经“茱萸插鬓花宜寿”的古人，习以为常的，是韩愈那般，不到40岁就“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无法想象七八十岁已属平常的今人之高寿。据世卫组织《2013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中国人均寿命达76岁，排在中高收入国家的74岁之上。而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超过2亿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正是国人整体“长寿”的秘诀，当然，由此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老龄化问题。如此巨大的养老压力，莫说历朝历代难以想象，就是放在当今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让政府头疼不已。

　　去哪里养老？让谁养老？与庞大的老年群体相比，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并不乐观。根据《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到今年年底每千名老人将拥有30张床位，这意味着养老机构只能为3％的老人提供服务。大部分的养老，还依然托付于忙碌着生计的子女，甚至依靠尚有劳动力的老伴老友。虽然社会保障网渐织渐密，不少地方也出台诸多借重民间力量、鼓励家庭养老等措施，但这还远远不够。养老服务这个“朝阳产业”，何时能解“夕阳焦虑”？

　　养老的挑战，还不仅仅在于物质力量层面。老人倒地的扶与不扶，竟成国人“困境”；养老院进了社区，竟引居民抗议。从社会道德角度看，孝亲，既是情感表达与教养体现，也是对意志品质甚至协调能力的修炼。先人以孝治天下，果然智慧通透。忠臣必出孝子之门，大有道理，没有责任与担当，孝子岂是好当的？孝道，不仅仅是家庭伦理，而且扩展为社会伦理、政治伦理。

　　当代国人不但赶上从农耕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骐骥一跃，还进入了有史以来老年人寿命最高、人数最多、比例最高的时代。人均寿命提高、独生子女成年、人口流动性激增这“三碰头”的社会背景，让老龄化的社会难题，不可能再靠一家一户自行解决。据测算，2030年起，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就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独生子女长大成人，父母渐渐老去，人口老龄化，无论是对个人、家庭，还是社会、国家，都提出了严峻挑战。

　　周朝有仪制，“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说的是，随着年事增高，老人受尊敬的范围便由家及国。在饮菊花酒、食重阳糕之际，我们登高远望，更能体会国家设定“老人节”的深意所在，也更能理解老龄化这道社会命题的价值所在。如何把尊老敬老的传统一贯至今，如何拓展改善养老事业，不仅仅关乎道德与伦理，还有经济与社会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