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州市交委主任陈小钢向市人大作了《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解决交通管理难点问题情况的报告》。会前会中，停车难、停车贵以及交通拥堵问题是人大常委会委员们最为关注的。

    公安局称，去年广州大幅度调整了停车收费，部分车主为节省停车费用违规停车，造成停车场、咪表泊位空置率高，今年乱停放警情同比大幅度增加37.66%。交警天河大队表示停车场收费高，珠江新城每月违停执法量达3万宗以上。

停车费贵了 道路更堵了

    值得反思的是，去年停车费上涨召开听证会之前，交委给出的理由恰恰是“停车费调整是广州治堵方案的一部分”。在舆论非议下，物价局还是宣布涨价了。一年多过去了，有关部门再也不敢宣传“涨价解拥堵”之说。因为事实就摆在眼前：停车费贵了，广州也更堵了。

    广州作为区域中心城市，本地人口也超过1000万人。说远的,住花都、南沙的要进城，说近的，番禺居住天河上班的也有上百万人。想让大家别开车，都去挤地铁，这是根本不现实的。车开进来了，停车场收费太贵，怎么办?于是就路边临停，马路边等人，往偏僻角落去停。可见，涨停车费只能逼人别把车停进车位，却不可能阻挡汽车开进市区。广州道路临停塞车，就成了车主“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

    有关部门为了减轻道路负担，减少拥堵，往往只会从压制需求的角度出发。表面上看，涨停车费是经济手段，说到底还是不容分说的行政手段。因为它并非是和公众商议的结果，不是对市场状况进行科学全面调研而来的。最后涨价遭遇民间各种形式的抵制，还带来更多的麻烦，这是决策者当初没想到或不愿意考虑的。按照“问题守恒定律”，解决一个问题，必然带来相应的后果。何况涨价就能解决堵车，本身是缺乏逻辑联系的。

限外地车有排外之嫌

    如今有人再次提出说要控制专车，因为“专车添堵、外地车添堵”。这也是有关部门的一面之词。仅仅说“广州的异地车牌本地化车辆已近30万辆”，就要去限外，去打击专车，这本身又会重犯类似“涨价能缓解拥堵”的逻辑毛病，其实这也属于简单粗暴的机械思维。

    异地车牌本地化使用,这种畸形状况是广州限牌的结果之一，也就是说，这里存在相当比例的本地人用车的情形。这些外地牌绝大部分不是什么黑龙江、湖北或福建的车辆来广州凑热闹的。所谓外地牌车车主可能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甚至我们的老板，我们的领导。他们或许是广东人，甚至根本就是广州人。如果不是限牌，他们怎么会舍近求远去外地上牌呢?

    如果坚持要限外，说得难听点就是“排外”了。广州能有今天的成就,原因之一就是对全国不排外，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对近在佛山的都想去限制。非要限外，建议有关部门请第三方做个综合统计和长期跟踪：车辆上路减少了多少，拥堵程度减轻多少，市民满意度提高多少，最后就是——GDP降了多少！如果限外降低了GDP，让商旅绕广州离开，广州中心地位不保，那先问领导是不是答应。

不能简单压制使用机动车

    要限制专车也是如此。专车提高了车辆的使用率和周转率，降低了空驶率，提高了城市运营的效率。让更多的人随时都可以坐车上路，快速出门，而不再有停车之忧。公务员没了公车之后，有专车搭救。此外，更多的草根人士有了工作机会，提升了生活收入，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这一切，有关部门在行动之前又有没有想过。说大局观也好，说社会创新也好，说“互联网+”也好，每一样都能带来经济增长。官员应该都能明白个中道理，而不至于拿陈旧的法律去死磕吧？

    广州交通拥堵，本身是一种经济现象和结果，它的另一面就是城市化水平和广州的吸引力。只去压制机动车使用，压制专车，这无疑也是拿双刃剑砍人，符合权力习性，却可能“杀敌八百自损三千”。

    因此，只有经过充分的民间讨论和舆论发酵，中立全面科学的调查，谨慎的研究，同时后备检讨机制，才能推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政策。即使一下子做不到这么高层次，至少在说“要涨价”、“要限外”、“要杀专车”之前，得温习一个道理：任何社会政策的后果都是连锁反应的，是无法预料的，不要拍脑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