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岭村位于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东北部，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全村在册人口569人，但由于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实际常住人口不足百人，绝大部分是留守的老人和孩子，是个典型的“空心村”。部分官岭村村民表示，由于假期短、路途遥远，团圆成了大部分留守老人的奢望。不少老人怕影响孩子们在外工作，更是不愿提及中秋团圆之事。团圆和乡愁，成了留下的和走出去的人们共同的痛。（9月25日《新华网》）

　　每逢中秋思团圆，人到佳节倍思亲。报道中关于“空心村”和村中老人们孤独的身影，在中秋万家团圆的背景下，显得充满痛感，引入唏嘘。但是，且慢，这篇图文并茂的新闻除了引发几多愁和泪，更深层的意义应被读懂。

　　青壮年外出打工，用乡村特有的勤劳、诚实和善良去感受、建构和助益全新的城市环境，这在很大程度上，随着整个农村地区温饱问题的历史性解决，已然不是出于生存的无奈，而是一小部分出于发展的需要，更大程度上出于“世界很大，我们想去看看”的主体性。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批，成批量地走出乡村世界、走入更广阔的诚实空间，这首先是个好事情，至少对走出去“看见了”的“乡下人”们，他们在绝大多数时候，是怀着喜悦心的。

　　当然，留守老人同时承担了其亲人走出去、进城去之后，而留下的一份负累和牵挂，老来身边无陪伴、生产生活多不便是日常表现，感情上的寂寞和空虚，随着农村现有治理体系中法治化、集约化、柔性化的不足，而更加凸显。与之相应，在城市里打拼的中青年人，可能也有同等程度的精神孤寂和亲情牵系。所谓乡愁，在这里找到了最扣人心弦的迎合点。

　　但是，在这份孤寂、落寞背后，是衣食无忧而心有所系，换言之，站在新世纪这一时间节点上，中国农村除了一部分老少边穷岛地区的贫困人口，即便是留守人群，在物质财富的积累上是达到了相当程度的，不愁吃、不愁穿，而思团圆、念亲情、要文化。不看到这个前提，就可能过度渲染留守群体的生存悲情。

　　其次，老人们怕影响孩子们在外工作而不愿提及中秋团圆，孩子们因为假期短而不能回家过节，这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是真相也是难题。但是，正如同当初家里决议做出让青壮年劳动力出门打工、将田间劳作交给留守人群时一样，也应该同时做好了亲情因时空阻隔而浓度不减的精神准备，绝大多数持守着孝道的农村后生们，也在不断以电话问候、邮寄礼物等方式来维系亲情、承担责任。更多时候，很多在都市打拼的人们，依然会尽可能利用国庆和春节长假，回到家乡、回到父母身边，或者主动选择接老人进城，抑或重新选择回到父母身边，这样的镜头，更应该被捕捉、记录和推送。

　　事实上，如同在城市、在他乡打拼的人们需要社区融入和身份归属一样，拆解“空心村”难题的一个最有力措施，就是打造乡村文化建设高地，凝聚留守人群和衷共济、佳节同庆的心绪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