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社会学看来，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是嵌入在社会环境中的，影响资本行为选择因素是多重的。资本行为的理性选择也不是一味地追求抽象的收益最大化，而是有具体内涵的。

　　全球化的推进衍生出两个结果：一是国际专业分工的形成，这成为各国选择比较发展优势的基本前提；二是打破了国家、劳工、资本三方的力量均衡，离岸生产或外包生产成为资本抵制劳工福利要求的重要工具。不过，在现实的资本全球化的展开过程中，这种貌似纯粹的经济行为带来的结果，却是生产过程中劳资关系的全面重构。从资本与劳工互动的角度来看，全球化的实质是自由市场与劳工权利保护之间斗争展开的运动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劳工维权与资本去留的问题绝不是一个抽象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社会性议题。

　　比较优势战略下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尽管比较优势理论源于19世纪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但是在哈维等人看来，真正使比较优势战略大行其道的推力是全球化。一是资本通过全球化流动构建起全球生产网络，是以空间性位移的方式解决资本主义内部过度积累的矛盾；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制造业全面衰退，产业转移成为资本的自救选择；三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与生产方式的高度弹性化，即由原来相对刚性的福特式转向多元化的“弹性专业化”，需要丰富而低廉的劳动力为灵活多元的生产方式提供支撑；四是消费中心主义为“全球化资本主义”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

　　尽管全球化的生产价值链条是严重的不平等交换，但在比较优势战略的作用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是各取所需的。发展中国家通常将此作为一种有效实现短期高速增长的过渡发展模式，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当下的资源禀赋换取将来的发展模式转型——或许这并不能如愿。

　　全球自由市场的形成及低劳动力要素成本是比较优势战略成立的两个基本前提条件（也有些例外，如利用石油实现经济高速发展的欧佩克成员国）。就中国而言，吸引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是我们主要的经济增长方式。比较优势战略使中国适时抓住了第二次制造业外包的机遇，成为中国改革30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

　　但是，比较优势战略所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一是因为代工产业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低端，可替代性强且附加值低，对外资的依附性强；二是因为基于低廉劳工所形成的比较利益是共享型的。低劳工成本在增强产品竞争力的同时也使收益向产业上游转移，据统计，我国私有资本的积累率高达61%，而工资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不足10%。所以，通常会认为当一国经济水平达到刘易斯拐点后，依赖于人口红利的劳动密集型代工产业模式将会面临极大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就表现在劳工追求福利权益的抗争行为。

　　劳动成本不是影响资本选择行为唯一因素

　　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对于中国劳工福利权益来说，代工型生产方式必定会压制劳工抗争进而从反面助长资本的强势地位。首先，在资本跨国自由流动与劳工无法跨国界转移与团结并存的情况下，资本可以通过撤资来要挟政府劳动保护法规。其次，一旦进入以低廉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之中，就会迫使我们进入所谓的倒退式竞争，压低劳工福利成为国家/各级政府吸引外资流入的重要手段。

　　当富士康、广本事件爆发后，代工产业中以最大限度压缩劳工成本为支点的工厂体制重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思考。但是比较优势模式却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一旦我们赖以发展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消失后，资本逐利本性将会促使其寻找新的替代者。甚至有学者指出，如果中国代工企业普涨工资达到25%，就意味着中国今后不再有廉价劳动力，东南沿海的制造业将会不堪劳动力成本之虞而进行空间转移——越南或印度将会成为制造业工序的新承接者。

　　这种错觉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比较优势理论一方面将劳动视为唯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另一方面将劳工成本与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想象为一种单纯的零和博弈。而对于资本通过霸权专制主义体制压制劳工福利的行为，我们通常立足于一种道德经济学的立场，应然性地倡导劳工权利需要保护而资本应该提高劳工报酬。在现实的劳资纠纷干预过程中，由于这种倡导未能抓住问题的本质，进而会遭到资本的“勇敢”抵制而无法操作。

　　其实，在经济社会学看来，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是嵌入在社会环境中的，影响资本行为选择因素是多重的。资本行为的理性选择也不是一味地追求抽象的收益最大化，而是有具体内涵的——在不同的环境下，资本理性选择最关切的对象与内容是不同的。比如在竞争优势理论的钻石体系之中，影响资本行为的除了劳动力成本因素外，政府与机会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中国劳工品质更具吸引力

　　在实证测量上，人力资本通常被划分为五个操作变量，即知识、技能、健康、迁移能力及思想观念。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的知识与技能水平是有具体标准可循的，较易客观化为劳动力价格。但对于“迁移能力与思想观念”则争议较多，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迁移能力主要体现为劳动者人格，包括外倾性、责任心、经验开放性和自我控制等；劳动者的思想观念包括效率观念、时间观念、创新观念等。在实际的经验测量中，这两个变量往往难以操作，即使能够进行测量（如卡特尔人格问卷等），这类方法的权重判定也带有主观性，且大范围的实际操作成本巨大。

　　笔者在此舍弃了常用的人力资本概念，而使用劳工品质概念，基于两个考虑：一是人力资本概念未能覆盖到中国劳工价格低廉的这个事实；二是人力资本概念中的主观变量部分也未触及到中国劳工的传统劳动道德——守规矩。在具体的操作化测量上，将劳工品质划分为三个变量：劳工技能水平、劳动报酬水平以及劳动纪律性。其中，前两个变量可以沿用人力资本的操作方法进行测量。在对“劳动纪律性”进行测量时，为了避免陷入主观随意的陷阱，笔者立足于经济社会学的方法与理论，认为“劳动纪律性”是制度建构的结果，中国的劳工政策及优待资本的各种政策是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如此处理的另一个重要根据在于，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已经证明了，在以德日为代表的协调性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工的守规矩品质源自其统合主义的劳动体制。而且对资本选择行为而言，劳工守规矩品质几乎是与其技能水平同样重要的影响因子，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克思以及劳动社会学的大量研究中，我们会看到大量资本家愿意雇佣技能水平较低但更听话的女工替代男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一来，劳动纪律性的操作化测量也就可行了，且具有较强的客观性。

　　人力资本理论的定量研究已经证明，人力资本区域差异与资本投资行为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这一原理也适用于讨论劳工品质与资本空间转移的相关性问题，将来的研究工作需要重点放在通过国家间的比较研究（印度与中国劳工品质之间的比较）来对这个假设进行检验。相较于印度，中国劳工的品质对于跨国资本更具吸引力。换言之，跨国资本不会仅仅因为劳工涨薪——劳动力成本提升这个单一因素而决定撤资流向劳工品质较差的印度。或许将来可能出现如下情况：（1）对于劳动政策的制定者——政府而言，如果认识到中国劳工品质的竞争优势，将会有利于实现劳工运动的非政治化，劳工权益保护也将会成为劳动政策的主要内容；（2）对于资本而言，它或许会通过在中国国内的地域转移来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所造成的压力，显然这种产业的空间转移不会对中国总体经济造成损害，甚至有利于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平衡；（3）对于以代工产业为支柱的“长三角”和“珠三角”而言，这会形成倒逼压力，推动其加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