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某县被确定为国家级贫困县，在政府网站上发布“特大喜讯”，祝贺成为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对此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直言自己非常“愤怒”。这个习近平新书《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披露的细节，日前引发舆论聚焦。

　　实质上，媒体此前就曾报道，习近平在考察贫困村时对“扶贫款被截留挪用”之怒。对把戴上贫困县“帽子”当特大喜讯的愤怒，也与之相沿——都指向了对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错位的强烈不满。而总书记之怒，跟民众的心绪相通：毕竟，“喜”获贫困县头衔尤显病态，不是“安贫”，而是瞄准其背后所捆绑的政策优惠和拨款资源。在落实上，它们往往并非都能转化为扶贫成果，而很可能被用于更易出“政绩”的领域。这是同一问题的一体两面。

　　而要消除这类病态景象，要端正县域治理者的执政态度，更需要在扶贫机制和贫困县评价机制上，作出相应的防范改进。“喜”获贫困县名号，其实也是扶贫机制缺陷的投射——比如以市县一级作为扶贫拨款的承接单位，就与新形势下的精准扶贫之需不合，而当下的扶贫，是确保扶贫治理资源和措施直面具体家庭和人的扶贫。

　　不少地方争当“贫困县”头衔，说明中央政策和财政对贫困县的倾斜力度不小，关键是基层落实上如何确保效率。而要确保脱贫成果最大化，提高基层治理的政府效能是重要路径。可现实中，有些贫困县最漂亮的反倒是政府办公楼，这也说明，一些地方的贫困与公共财政分配偏倚和效率偏差是分不开的。

　　一些地方主政者缺乏对于本地实际情况的勘察，而习惯“照搬照抄”忽视民众意愿，到头来不仅浪费了有限的扶贫资源，也割裂了扶贫与贫困人口的关系。比如，当前一些极端贫困地区交通、文化滞后，要改善这些，需要主政者“功成不必在我”的心态，方能确保做到实处、惠及长远；又如一些偏远地区的教育过于落后，贫困代际传递严重，没有对基础教育的持续投入，扶贫就难说抓到“主要矛盾”。

　　今年初，中央发文要求对农村贫困地区的考核淡化GDP目标，把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作为主要指标，这是对过去GDP至上观念的顶层纠偏，利于扶贫工作能够“沉得下去”。同时要求要建立贫困县退出机制，也是为降低一些地方对于“贫困县”帽子的依赖，确保扶贫资源用到刀刃上。这些也是对以往易引众怒的扶贫痼疾的矫枉。

　　但在此基础上，贫困县的评价机制还有必要作出更精准安排，扶贫政策的优惠范围可进一步缩小，如落实到镇、村，以规避一些地方习惯将扶贫资源优先投到城区的开发上，而剥夺最贫困者的扶贫利益。

　　今年以来，扶贫攻坚已是多次被置于中央的政策议题框架下，习近平对“喜”获贫困县的愤怒，也指出了扶贫攻坚的方向。而要衡量扶贫工作的扎实程度，不再出现令人愤怒的争当“贫困县”的现象当是一个重要标准。要实现这一点，在扶贫观念机制与贫困县的评价机制上，都亟须改进，扶贫资源投放越精准严格，贫困地区评价体系越科学，扶贫之“怒”也会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