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京津冀世界城市群发展纲要公布，最受瞩目的无疑是京津冀三地功能定位。昨日，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介绍了三省市的功能定位及空间布局，其中，首都北京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京津冀世界城市群淡化了经济中心归属，此前天津市上报的“北方经济中心”被删去。

    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是围绕着北京展开的。无论是此前提出的将通州打造为副中心，还是目前正讨论得如火如荼的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其中一个广为公众议论的重要任务，就是如何缓解甚至治愈北京的大城市病。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亦指出，缓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

    既然京津冀是以北京为核心来规划的，那么，北京的产业结构及功能定位调整就成为了决定区域一体化及协同发展成败的关键所在。

    在规划中，北京的功能定位保留了政治、文化、国际交往和科技创新中心，制造业、物流等都要往外转移。于是，细化分类也是围绕此定位展开，天津除了主攻原本有优势的航运成为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还要担负起制造研发基地和改革开放先行区的功能，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则为贴近互联网金融潮流之举；而河北则包揽了物流、产业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支撑四个功能。简而言之，北京除了首都功能还加入了科研与创客潮的元素，天津和河北各自分担了原属于北京的制造业或物流中心功能，并成为产业升级、改革开放、新型城镇化等国家重要战略的试验田，同时河北还要发挥空气清新后花园的作用。

    这样划分下来，北京的功能担子有所减轻，但需要注意的是，所谓区域协调发展重在发挥区域一体化的优势，各取所长合作共赢。因此，无论在规划或是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在有序纾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同时，都是要以共同发展为前提的。区域发展最忌讳的就是“相互算计”，相对小的城市以傍大款谋发达的心情在沾光，主导核心城市把不想要的“垃圾”扔给别的城市，这都是需要警惕和杜绝的。

    为达到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的目标，同时避免上述“相互算计”的情况出现，在规划时就应与市场逻辑相契合。毕竟，北京城一开始的规划也并非“摊大饼”式的，正是由于资源机会聚集太多，市场逻辑之下机构、人才也都一并聚集过来，慢慢就发展成了“摊大饼”的模式。

    天津与河北要分流制造业和物流中心的职能，必须结合自身的客观条件与优势，再作出更细致的规划。有观点认为政府可通过政策间接引导，例如利用税收，提高中心区税收或给予新区税收优惠。这始终还是“扶持”的思路，在以往的特区之中，税收优惠多如牛毛，最终很容易陷入只要优惠没有发展的怪圈。当然，税收调控可以作为其中的一项引导策略，但更重要的是与区域本身相结合的整体规划，例如，天津和河北是否具备和北京一样的法治环境、吸引人才的职业发展机会，否则，即使税更高但如果机会更多更透明自由，北京还会是第一选择。

    规划还提及，到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要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这同样不能靠“硬塞”，以各种硬性的高准入户籍条件作为围墙挡住人口流入或变相强迫迁出。将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一般城市资源分流至天津、河北，满足市民在两省市对生活质量的追求等软条件，就会自然地分流常住人口。

    归根结底，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离不开为首都治大城市病这一议题，但若为治病而治病反而难以治愈。京津冀区域一体化规划，应注重区域而非一省一城之利益，在规划与发展中时刻保持与市场的契合度，方能实现多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