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惊人成就。数据显示，2000-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由36.2%提高至54.8%，年均增长1.3个百分点。

　　然而，以往的城镇化由于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直接相关，其规模城镇化的特点比较突出，主要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做大经济总量和承载投资为主要目标、以土地批租为重要手段、以劳动力城镇化为主要特点、以发展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重点、以行政等级化的城镇管理体制为支撑。

　　这种城镇化模式在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投资消费失衡、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环境破坏、公共资源配置失衡、中小城镇发展滞后等突出问题。

　　在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结构性矛盾突出、国内外环境日益复杂的情况下，这种规模城镇化的矛盾问题日益凸显，难以为继，迫切需要转型。

　　依赖“劳动力红利”的城镇化模式和主要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规模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成为城镇化发展的潜在优势。充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是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的主要特色。

　　然而，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转移，依赖“劳动力红利”所推动的城镇化动力正在减弱，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农业转移人口不彻底的城镇化所带来的社会成本不断上升，劳动力城镇化模式难以为继。

　　1.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劳动力供需缺口将扩大

　　支撑我国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结构变迁，即劳动年龄人口份额的不断增加，人口抚养比的不断下降，以及人口增长率的不断上升。然而，从供给角度来看，我国“未富先老”的趋势加快与劳动力绝对量开始下降的叠加，使我国传统的增长动力正在消失，新的增长动力尚未形成，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由此导致依赖劳动力红利的城镇化道路越走越窄。

　　第一，我国过去五年内，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年上升，上升幅度约1.2个百分点。老年人口平均增长速度比我国总人口增长速度高3个百分点。

　　第二，我国劳动人口数量于2014年出现首次下降，人口抚养比于2013年出现首次上升，劳动人口增长率于2010年达到峰值后逐年下降，并于2014年转正为负。

　　第三，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年龄结构逐渐趋于老年化，现阶段主要集中在50岁以上，随着这一年龄层逐渐老去，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将面临日趋枯竭的问题。

　　正是在这三个驱动力下，我国劳动力缺口开始增大，尤其适应经济转型升级需求的劳动力日益短缺。例如，近期，广东出现的“洋黑工”现象，折射出我国劳动力缺口的危机。

　　从需求角度来看，一方面，在技术水平不发生较大提高的前提下，“十三五”期间随着我国经济预计以6%-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我国劳动力需求还将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比重不断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将会大幅提高，进一步加剧我国高层次劳动力的供需缺口。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老龄化加速及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量下降的情况下，我国劳动力已经从“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转变，我国“数量型”的人口红利逐步消失，支撑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劳动力“供”与“需”之间出现不平衡，也预示着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粗放式的城镇化模式难以为继。

　　2.“民工荒”将成为中长期趋势

　　城镇化加速对劳动力需求增加与劳动力供给总量下降和供给结构之间的矛盾将日益突出。从2004年开始，我国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打破了民工无限供给的神话。近几年这一现象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向四川、湖北、安徽等中西部地区扩大。

　　导致“民工荒”的因素，首先，农民工总量增速持续回落。根据《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农民工总量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1.0、0.5、1.5和0.5个百分点，外出农民工人数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2.1、0.4、1.3和0.4个百分点，近三年来本地农民工增速也在逐年回落，分别比上年回落0.5、0.8、0.8。

　　其次，由于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劳动力由剩余向短缺的“刘易斯拐点”正在开始出现。据IMF经济学家MitaliDas和PapaNDiaye估算，中国将在2020-2025年间到达所谓的“刘易斯拐点”。

　　第三，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制度，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以及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使得农民进城的成本较大，导致“刘易斯拐点”的提前到来，一定程度上人为造成了劳动力供应短缺。

　　3.“半城镇化”发展模式付出了巨大社会代价

　　以“劳动力红利”为传统动力的城镇化模式，既支撑了我国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大量的“钟摆式”和“候鸟式”的人口流动造成“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现象，牺牲了三代人的幸福，带来严重社会隐患。根据《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全国6100万留守儿童中，近1000万孩子一年到头见不到父母，即使在春节也无法团聚。

　　延续以排斥农民工为特点的“半城镇化”模式，不仅将进一步加剧城乡矛盾，也将阻碍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违背了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面对“留守之痛”，需要从体制机制上彻底打破“半城镇化”发展模式，从“分离”走向“合一”，

　　依赖“土地红利”的城镇化模式和主要问题

　　长期依赖土地的廉价、易取是规模城镇化发展突出特点。2000-2013年的13年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年均增加2118平方公里，年均增长9.4%，比同期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快4.5个百分点。

　　然而，当前我国过度依赖“土地红利”不仅容易形成低效率的土地资源配置方式，加剧了土地供给与城镇建设需求之间的矛盾，而且会对城镇化过程中的资金投入、产业发展、居民生活等多方面产生负面影响，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带来诸多“后遗症”。

　　1.土地用途管制将更加严格

　　根据我国《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将我国粮食自给率稳定在95%以上。然而，按这几年农产品进口情况和我国目前农业生产的实际水平来看，如果不进口农产品，自己来生产，大概需要增加6亿多亩农作物的播种面积才能把缺口填平，我国现在只有大概24亿亩的耕地，而且优质耕地面积在持续减少。

　　也就是说，我国大约有20%左右的耕地缺口。根据相关调查，我国每年占用耕地约一半是水田，而补充水田不到两成。2015年第1号国家土地督察公告显示，56个城市例行督察发现，47个市1215个项目未按规定数量质量要求补充耕地或未按规定缴纳耕地开垦费，涉及面积15.3万亩；45个市将现状为住房、工厂、水库水面等认定为耕地，涉及面积10.74万亩。这种以次充好的“占补平衡”严重威胁着国家粮食安全。

　　此外，随着人口增加、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以及城镇化率的提高，必然推动农产品需求增长。为此，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土地用途管制”。未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征地制度、用地制度将更加严格，通过土地批租支撑的规模城镇化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2.土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一方面，城镇化加速发展增大了用地需求。从目前情况看，31个省全年用地需求总计达到1616万亩，远远大于年度计划指标。此外，31个省都反映计划指标不足，多数反映下达指标只能满足需求的1/3。各地用地需求持续高位增长导致土地供需矛盾日益加大。

　　另一方面，土地存在粗放利用、低效利用问题。从利用效率看，我国每平方公里土地上承载的GDP，即国土经济密度约为美国的1/5-1/4；韩国国土面积9.9万平方公里，与江苏、浙江面积相当，但国土经济密度2.8倍于江苏，4倍于浙江。

　　依赖土地面积扩张的城镇化模式，必然挤压农地可持续利用空间，造成破坏式耕作。我国农业资源禀赋不足，人均耕地和水资源分别只占世界平均数的1/3和1/4，为收获同样的单位粮食产量，使用的化肥数量是世界均数的4倍，使用农药的利用率不足世界平均数的50%，造成地力持续下降，农业生态环境破坏。全国耕地土壤污染物点位超标率达19.4%，化肥利用率、农药利用率、畜禽粪污有效处理率分别仅为33%、35%和42%。而且，还造成农产品安全问题突出。

　　未来5-10年，继续走以外延扩张、粗放利用土地的老路来推进城镇化，已经难以为继。

　　3.土地财政比重开始下降

　　地方政府热衷于土地城镇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土地红利”。分税制改革后，受限于地方政府财力与公共服务支出责任的不匹配等因素，土地出让金成为地方政府推进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

　　相关研究表明，地方政府仅以市场价格的20％-50％的代价获得土地所有权，成为城市唯一的、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并通过城市国有土地唯一的所有者和供应者获得最大限度地土地出让收入，造成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土地红利”。

　　然而财政数据显示，今年前四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下降38.2%，全国土地出让金已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种种情况表明，高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城镇化模式将越来越难以持续，迫切需要转型。

　　4.“土地红利”的城镇化导致地价和房价居高不下，抬高了人口城镇化成本

　　用地供给结构和制度的不合理是造成地价、房价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在城镇化用地供给上，过分注重工业用地扩张，商业服务类用地和居民住宅类用地供给严重不足。

　　从国际上看，城市用地构成中，工业用地一般不要超过15％，居住用地一般占45％，道路广场和绿地均约为8％-15％。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2013年我国工矿仓储用地占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比重为28.7％，住宅用地占比为18.9％，住宅用地供应量远未达到国际标准。

　　相关研究表明，当房价收入比高于10时，居民收入水平不足以负担高水平的房价。统计显示，2013年我国平均房价收入比为7.3，而发达国家总体水平为3-6；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一线城市和东部大城市，房价收入比均在10以上。过高房价和较低的收入，抬高了劳动力和非农人口实现消费者城镇化的成本，抑制了人口城镇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