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康建设研究会的一份调研报告称，占全国粮食总产量近四分之三的我国800个产粮大县中，国家级贫困县却超过百个，贫困人口达3600万。粮食产量与县级财力“粮财倒挂”现象十分明显，给国家粮食安全带来隐患。（8月23日新华网）

　　800个产粮大县，竟有上百个国家级贫困县，竟有数千万贫困人口，综合城镇化率却仅为24％左右。这是令人警醒的现实。以我国产粮第一大省黑龙江为例，该省的70个产粮大县中，43个县财政收入不足1亿元，21个县是省级或国家级贫困县，60个县要靠财政转移支付维持政府运转。粮食生产越多，财政越是“揭不开锅”？

　　“粮满仓、鱼满船”，农耕社会对物阜年丰的描述，大抵就是这个样子。因此，在世界古代史上，鱼米之乡，多是富饶之地。何况，中国自古就有“粮安天下、农稳人心”的认知，厚待农业与农民，更是国家战略层面的头等大事。2004年1月，中央下发了“一号文件”，第一次旗帜鲜明地以“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为主题。也正是从这一年始，连续12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遗憾的是，这么多年过去，决策层面的重视，并没有有效逆转“粮财倒挂”现象。

　　这起码足以说明，农产品的价格机制、农业生产的补偿机制，是有漏洞待补的。这里有三个层面：一是种粮的“比较效益”太低。随着劳动力价格的市场化，以及人口红利时代的终结，务工的收入已经把务农的收入远远甩在后头。有关于此，看看当下的中国农村都是谁在耕种收获，就一目了然。农民接班问题，比农民工断层之忧，更为切迫。二是尽管农副产品对于CPI等指数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但中国农副产品常年价格偏低也是不争的事实，结果无非是“价贱伤农”。此前，发改委专家就曾告诫称，“稳定食品价格不能靠人为压低农副产品价格”。三是种粮补贴虽是中央财政大手笔的“送温暖”，却也出现过于均衡、零打碎敲等弊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地方政府来说，“产粮大县”显然不如“工业大县”更实惠。现实是产粮越多，财政越困顿。那么，它们因种粮而减少的财政税收和垫付的机会收益，则应该通过转移支付等渠道，给予适度补偿——既增强地方财力与发展能力，亦真正彰显“种粮光荣”之价值取向。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更重要的是，眼下的中国粮食生产，也不是高枕无忧的时刻。“地板”上升、“天花板”下压、农业资源亮“红灯”，五谷丰登的祈愿里，也潜藏着不少看得见的风险。最简单的忧思是：中国的粮食进口确实在迅速增加。2014年，算上大豆，和直接的肉、奶进口折算，粮食总进口量已经突破1亿吨，占全国总消费量的比重接近20％。这令人联想起1994年9月，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曾撰文，“2030年：谁来养活中国？”这样的论断当然过于悲观、甚至杞人忧天，但在近年的中国农村观察中，不少人也在警惕于农村与农业的“空心化”现象。解决这些问题，路径很多元，但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让种粮者得实惠、让务农者有尊严。只有大面积的粮食生产是令人骄傲而激动的工作，全面深改背景下的中国农业、农村与农民，才会重返史诗般的田园生产。

　　产粮大县不能越产越穷，中国的粮食安全与三农困局，亦需要找到稳妥安放的制度出路。农产品价格，农业生产价值，农村的经济基础，亟待更公平、更正义的度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