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洪 ：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专家委员

　　传统工业化、城镇化的模式，对乡村的掠夺与破坏空前惊人，这使得美丽乡村的保护和建设成为时代课题。美丽乡村，既是乡村自然环境的美丽，也是乡村社会生活的美丽。乡村曾经是美丽的，但已经被我们破坏了；有的乡村还是美丽的，但正在遭受破坏的威胁；有的乡村正在建设得美丽，但她倍需人们的努力与呵护。美丽乡村建设事关生命健康、生活质量、人类生存和文明延续。

　　建设美丽乡村，须正视乡村的五大困局：

　　一是生态困局。农村生态环境已遭到了空前的破坏，树木被大规模地砍伐，一路走过，许多山头都是光秃秃的。不少河水断流了，水严重污染了，雾霾如黑云压城城欲摧。人们正面临着空气有毒、水有毒、农产品有毒、食品有毒等的毒环境。今日的乡村不能承受污染之重，人们的生命不能承受有毒之重。

　　二是人口困局。一方面，现行的城镇化模式将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吸入城镇，农村成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三留守”之地，不少乡村成了空心村。另一方面，长期强制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人口结构，加速了人口老龄化，催生了一系列人口老龄化问题，乡村成了老人村。乡村没有年轻人的活力，就没有乡村发展的活力。如果乡村没有生生不息的生命的自然延续，就没有乡村文明的延续。

　　三是安居困局。权力与资本合谋攫取乡村价值，使老百姓陷入居不得安的危险境地。各地风起云涌的强征强拆，使老百姓的住宅毁于一旦。仇和式的强拆执政方式，对百姓的住宅权利构成了现实的威胁。一些地方的圈城收费、圈村经营、拆村并居、强迫农民上楼等种种地方政绩运动，将百姓的居住幸福打入冰水之中。

　　四是治理困局。乡村的老人化、空心化，使乡村陷入空前的治理迷惘；城乡二元结构，自治与他治矛盾，使乡村呈现治理失衡；不受约束的权力任性与资本横行，使乡村社会正义缺失，小官巨腐，折射出乡村治理失灵；有利于农民的好政策得不到有效贯彻落实，不利于农民的土政策又得不到有效制止，造成了乡村的治理困境。

　　五是文化困局。文化是人类文明之魂。几千年的乡村文化遭到了两次致命的摧残：一方面是全能主义的革命性摧残，另一方面是原始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性摧残。对乡村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摧残，使传统乡村文化中断和缺失，从而导致道德的沦丧和正义的丧失。

　　造成乡村困局的主要原因是现代化对传统农业文明的冲击与挑战。第一，全球性的工业文明的冲击。中国长期以农立国，1840年以后，当中国农业文明遭遇西方的工业文明后，乡村的破坏就开始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等人就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认为，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一方面帝国主义侵略在破坏乡村；另一方面，中国人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无非是在破坏乡村。因而他说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乡村自救运动。工业文明在取得巨大物质成就的同时，也严重滋生了破坏乡村的“工业文明病”。第二，乡村困局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产物。60多年来，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可分为两个阶段：改革以前，在革命热情驱使下“打破旧世界”的大跃进式的破坏；改革以来，在经济发展驱动下“实现现代化”的建设性的破坏。

　　重建美丽乡村，需多管齐下：

　　一是全面反思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对地球母亲的掠夺空前惊人。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推进，使得以农业文明为主要载体的乡村被摧残得七零八落。与农业文明相比，工业文明放纵了人类的无穷欲望，不仅乡村不能承受掠夺之重，整个地球也不能承受掠夺之重。反思工业文明，超越工业文明，就需要我们全面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不只是一种环境保护思想，更是一种可持续的文明形态。我们要以生态文明为统领，转变思维方式，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

　　二是全面推进双重改革。新一轮改革既要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旧弊端，又要解决市场化改革以来的新问题，从而建设一个既继承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又体现时代发展特征的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全面推进双重改革，关键是驯服权力与资本。权力与资本是人类社会最强大的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都是“双刃剑”。人们对待权力与资本有三种基本的态度。在如何对待权力上，第一种是消灭权力的无政府主义；第二种是迷信权力的国家主义；第三种是驯服权力。既然公共权力既不能消灭，也不能迷信，那么唯一现实和理性的选择，就是驯服权力，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建设现代法治国家。在如何对待资本上，第一种是消灭资本，将资本消灭了，当然就不存在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了；第二种是迷信资本，放纵资本的横行，造成原始资本主义的泛滥成灾；第三种是驯服资本。既然资本不能消灭，同时也不能崇拜和放纵，那么现实的理性选择就是驯服资本，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
三是全面促进社会成长。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政府、市场、社会、生态的四维结构之中，市场是无形之手，政府是有形之手，社会是拯救之手，生态是控制之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要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中要起权威性作用，生态在人类生存和发展中起控制性作用，社会在人类文明和进步中起拯救性作用。建设美丽乡村，必须使社会全面成长和发展起来。因为政府在政绩的驱动下容易滥用权力，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容易放纵任性，面对强势的权力与资本，社会必须组织起来进行自我保护和修复。促进社会的全面成长与发展，我们既要复兴中国传统社会公益组织，又要积极发展现代社会的公益组织。

　　四是全面维护农民权利。不受制约的权力与不受制约的资本，对农民权利侵害很大。传统工业化、城镇化对乡村的破坏，实质上也是对农民权利的侵害，对农民生存家园的侵害。但农民却在任性的权力与放纵的资本面前无能为力，这是因为农民自我维护与发展的权利没有得到尊重、保障和实现。我们需要认真对待传统与现代、自治与他治、德治与法治。乡村的重建与出路，在于农民的觉醒与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在于农民的组织化权利的保障与实现。没有农民的组织化、主体性，就没有农民的尊严，也就没有乡村的美丽。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尊重和保障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病态和扭曲的社会。

五是全面复兴中华文化。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长期以来我们对自己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与破坏，是当今社会道德沦丧、社会治理失效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传统文化蕴涵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以和为贵的秩序观、以德为本的道德观、以孝为先的家庭观、以道立身的人生观。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我们反思现代性、纠偏现代化、重建新乡村具有不可忽视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