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单位和个人为在职职工缴纳的五项社会保险，约为职工个人工资的46%。人社部曾表示，在列出统计数据的173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社会保险缴费率居第13位，高于16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养老保险缴费率偏高。
　　
　　很多人不能理解，一方面是全球最高的社保费率，一方面却是全球较低的养老金替代率，并且这一趋势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中间的钱到底去哪了？道理其实很简单，源于过去我们养老体系的制度安排存在问题，个人需要缴费的社保制度建立较晚、历史欠账太多、统筹层次太低、多轨制待解。同时，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做得不够好，部分养老基金放在那里变相贬值。
　　
　　因为历史原因，很大一部分养老金和政府对养老的支出用于弥补历史欠账和转轨成本。有学者统计，大约这一笔费用需要3-4万亿，即便分摊到30-50年逐步解决，每年也需要2000亿左右。而这一笔资金，实际上就是由企业职工和企业共同来承担，因此高社保费率也就不足为奇。不仅如此，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之前游离于现行社保体系之外，这笔成本最终由财政来负担，也就造成了政府可以用于补贴普通人的养老金更有限。
　　
　　另外，部分职工养老待遇偏低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不少企业并未按照职工真实的工资缴纳养老保险，而是选择了偏低的基数。因为长期交得少，职工退休之后的养老替代率也就不高。加强监管，单纯苛求企业是不够的，因为企业的负担、社保费率整体高是事实。政府应该给企业减税，并切实降低各种费用。各种税费减下来之后，即便不降低目前的养老费率，企业实质负担也相应降低；同时，企业才有更多的钱给职工缴纳社保，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基数才能接近真实工资，未来的养老替代率才能得到提高。
　　
　　显然，如此多的历史和现实难题，需要一一解决，不是一两天可以实现。同时，要化解养老欠账，降低社保费率，必然需要各方面的统筹改革、多项配套改革的同步推进。
　　
　　譬如，各界一再呼吁应该对公务员、事业单位养老体制进行改革，早日实现并轨，并提高统筹层次。通过养老并轨，一方面缩小不同职业群体之间养老待遇差距，另一方面减轻财政负担，同时利于做大养老基金池，保障养老体系的可持续性。今年初，养老并轨的改革决定出台，但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单独建账，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分别管理使用；且未来公职人员还将获得大部分企业职工不曾享有的职业年金。
　　
　　很多人对此感到失望。应该说，短期而言，为了减小改革阻力，尽量不降低被改革群体的养老待遇，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单独建账，可以是过渡方案。长期不该如此，所谓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必须有明确的时间表，让养老基金池子早日统一才有制度公平可言。
　　
　　还值得一说的是，有识之士屡屡建议划拨国资充实社保，可谓多赢之举。这样做，既不存在国资流失的问题，同时作为国企股东的社保部门，客观上也有利于改善国企的治理；不仅如此，也减轻财政的养老支出负担，哪怕用和目前同等的财政补贴数，平均到每个人身上，养老金替代率也等于得到了提高；当国企负担起更多责任，也等于给中小企业减负。中国“人口红利”所剩无几，养老医疗负担都越来越大，从多方位加快社保统筹改革，是为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