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报道，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智慧城市发展联盟理事长李铁4月18日在2015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说：“大多数城市管理者有一个特别大的认识误区，他们一直认为，外来人口是城市的垃圾，要排除出去。其实，他们忘记了，这是城市中最有活力最富有创新精神的新鲜血液。”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赞赏的观点。不过，我认为李铁仍然没有把话说透。

    如果要把话说透，首先就要确认“外来人口”是一个极其错误、开历史倒车的概念。所谓“外来人口”，在人口总量中国际移民基本可以忽略不计的国度，不过指的就是国内人口，是把地区间的流动、迁徙人口视作了“外来人口”。在理应是自由迁徙的现代社会，在一国之内使用“外来人口”这样一个宏观评价概念，其内在的精神是蒙昧主义的。

    尽管中国有2000多年大一统意识，但也始终与大一统孪生着强烈的地方主义意识。在1949年以前，地方主义是跟乡土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渗透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深处。1949年以后，地方主义受到强烈冲击甚至可以说扫荡，但另一方面，由于新的户口制度的建立，人的身份的地方化又前所未有地被强化，整个国家在极其深刻地前所未有地发生板块化。所谓“外来人口”，正是由这种板块化运动所引发出的一种观念。

    当中国还处于古典的地方主义文化中时，一方面家乡观念牢固地限制了人口迁徙，另一方面人口迁徙又是自由的。在人口自由迁徙当中，在黄河、长江流域有“外来户”观念，但这种观念只存在于村落、乡镇这样的社会底层当中，一般而言到了县、府层面的“宏观”水平就没有了“外来户”观念。在东北等北方边疆，汉族的所谓“外来户”指的仅仅是后来者。宏观层次有一个从华东至西南的中国南部地区的“客家”概念，是指南迁汉族人口中的一个大支。即使有一个这样的宏观概念，也是多么清晰地以“客”相称，当中不仅毫无歧视，而且更是突出了对这部分人口的特别尊重。“客家人”比之今天所谓的“外来人口”，当代中国文化应该充满羞愧。

    人类总爱家乡，这不仅是一种观念，而且也是实在的利益，因为对家乡的熟悉意味着生存的经验和适合性。迁徙无非三种原因，一是工作、婚姻等的需要，二是对比家乡更有利于生存的目标追求，三是灾变的不得已。因此，人口的迁徙未必一定会令被迁徙地获得发展，但是，考察人类历史，可以认为：凡是发展了的地区，一定是人口迁徙进入的结果。有西亚人口的迁入，才有了古希腊的辉煌。有欧洲大陆人口的迁入，才有了英伦三岛的崛起。有旧大陆人口的迁入，才有了美洲大陆的新文明。有了潮水般的闯关东，才有了清朝晚期以后东北地区的富饶。如果仔细分析，可以举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可以适合于一切繁荣或曾经繁荣过的地区。总之，没有人口迁入，一定不会有发展，尤其对于后发展来说更是一种常规。

    李铁先生举例说，上海的老闸北、老普陀过去就是苏北人聚集的地方，曾经脏乱差，但是，现在已经成为整个上海市民主体的一部分。这个例子举得不完整。实际上，上海从城市而言原本只有老城厢地区，鸦片战争后开埠，所谓的外滩，所谓的南京路，所谓的淮海路，等等被认为远东最高贵的地区，也都是由迁徙来的人口创造和建设的。即使所谓的闸北、普陀、杨浦、卢湾等等，在上海开埠后的那个时代所谓的“脏乱差”也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些地区正是上海工业的集中地，而工业恰恰是比金融、商业更重要的上海现代化的基础所在。在这些地区所谓的“脏乱差”表象下，是上海扎实了的庞大的现代化身躯，是充满了现代性的。

    上海发展速度最快是什么时候？一是从开埠后至上世纪三十年代，一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而这两个阶段正是人口流入最集中的时期。相对而言，眼前这个正在进行着的阶段发展速度不如前一阶段，因为前一阶段是以最宽广的胸怀接纳了一切愿意流入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