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城市管理者有特别大的误区，他们一直认为外来人口是城市的垃圾要排除出去，其实他们忘记这是城市最有活力最富有创新精神的新鲜血液。世界上发展快的城市都是移民城市。”4月18日，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智慧城市发展联盟理事长李铁在2015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开放性对话一：新型城镇化与“三个一亿人”如此表示。

　　李铁表示，“三个一亿人”进城碰到的阻力越来越大。虽然整个城镇化的规划已经颁布了，明确了要开放的条件，比如超大城市要控制，中小城市要放开。但事实上中小城市也不愿意这么多人口进来，比如北京辖区16700平方公里，有一百多个镇，还有延庆县、密云县。外来人口进来了，不仅仅对延庆县镇产生影响，对北京的整个公共服务水平都产生很大的影响，从高考的录取上就产生负面的影响。上海也是如此。所以利益结构导致的阻力特别大。

　　李铁认为，很多城里人想象，城里人都是精英，但城市的人口结构不可能都需要精英，精英是需要服务的，一个企业家得有司机、有阿姨，有服务人员。他们还有他们的消费空间，而他的空间里每个人也要生存也有自己低成本的生活方式。“所以这是城市人口多元化，不像我们想像的所谓单一精英化，如果都是精英化我们都会饿死。恰恰这些不是精英的人构成了生活的主体，他们需要相适应的生活空间。”

　　他以上海临港为例表示，“现在的临港，只能给白领以上的人居住，结果是什么？满大街找不到饭馆，因为它和城市环境不融。没有饭馆，打工的人在这里没有获得和他收入水平相适应的生活条件，当然就没有人气了，成本太高。不买房子，租房子也得好几千，可真正能提供农民工服务的这些人员，他租房子的成本就只有两百到五百，在临港哪能找到这样的住房空间呢？没有，也就没有我们所期待的各种服务业，理发的小店，各种小吃，各种和生活相关的内容。”

　　李铁表示，如果这个城市没有给基层提供可能和他相适应的空间，“三个一亿人”就是一句空话。

　　4月17日-19日，2015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在上海临港滴水湖畔举行。该论坛由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世界经济论坛、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办。

　　以下是李铁发言实录：

　　李铁：“三个一亿人”，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已经明确提出需要在2020年通过三种方式来解决“三个一亿人”的问题。说起来容易，“三个一亿人”，三亿相当于美国人口的综合。那么这三亿人进入城镇或者在城镇改善生活条件，这是一个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工程，所以提出“三个一亿人”也是一个非常有魄力和大胆的设想。

　　第二，这“三个一亿人”进城的成本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都按照北京或者昆山市民的方式来解决这三个一亿人，不是到2020年，2050年也解决不了，因为要求太高。所以按照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农民进城，城镇会给他提供什么样的生活条件和公共服务环境？到目前为止大家还没想好，所有的城市市长都认为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活，那可能要出现很大的问题。

　　第三，从国际经验和城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来讲，穷人进城住的不是富人的地方，是穷人的地方。我们有现成的经验，比如广东，进城的人既没买房，又没有住在城市富人区，都住在出租屋和企业宿舍里。在拉美、印度绝大多数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问题、贫民问题经过很多年逐步消化解决，我们回头反思一下我们的政策，进城是不是就要买房？是不是就要大家都享受一样的公共服务、居住环境条件？是不是城市里不能有贫民居住的区域，是不是一定要把城中村改造成花园城市？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今天我们国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全世界也没有一个国家具备三亿人全都住上像我们现在城里人住的房子的条件，这是做不到的，因地制宜根据国情考虑这三亿人的转化问题是事情的关键。

　　第四，我们碰到的阻力越来越大。很多人想像，城里人都是精英，目前为止整个城镇化的规划已经颁布了，明确了要开放的条件，分不同的城市进行了一些甄别，比如超大城市要控制，中小城市要放开。但事实上中小城市也不愿意这么多人口进来，比如说在北京，北京辖区内16700平方公里，一百多个镇，还有延庆县、密云县，这些中小城市会喜欢外来人口进来吗？这些人进来了，不仅仅对延庆县镇产生影响，对北京的整个公共服务水平都产生很大的影响，从高考的录取上就产生负面的影响。上海也是如此。简单的中小城市，比如昆山是一个小城市，但它很富，外来人口很多。像东莞的长安镇，本镇人口就5万人，可这些人都是富人，剩下的大概七八十万外来人口怎么办？所以利益结构导致的阻力特别大，怎么来解决，切实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而且恐怕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分析。

　　既然新型城镇化规划已经颁布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实践，实践就是根据每个不同的城市来确定具体的人口政策、落户政策、公共服务政策，通过不同的方法去找这些点来进行实践。我个人认为人口严重倒挂的城市，像深圳，1300万常住人口中1000万是外来人口，北京，外来人口占了五分之二，上海有2300万常住人口，其中外来人口占了40%。像这些城市就要制定非常严格的政策来逐步的释放。当然中小城市也不能一概而论，中小城市也有倒挂的，广东大量的中小城市都是严重倒挂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也得制定相对严格的控制政策。

　　第二种情况，中西部的返乡创业，一定是针对人口转移出现的，产业转移到了中西部有了一系列的就业机会才能形成人口聚集，当然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把过去的户籍制度限制一次性取消？恐怕在分析中国现行的户籍政策的时候，不是原来城乡户籍的差别，而是一种区域的差别，涉及到土的问题，所以这也可能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按照“三个一亿人”，城中村的改造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在城中村和危旧房的一些地区，如果土地置换，稳定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允许银行进行贷款，何必要动用政府的大量人力物力去改造呢？通过几十年的自我置换自然就会改造。台湾、日本、韩国包括绝大多数国家的改造，有的通过拆迁来进行，有的通过自我置换来进行。

　　我们怎么认识外来人口？大多数城市管理者有特别大的误区，他们一直认为外来人口是城市的垃圾，要排除出去，其实他们忘记这是城市最有活力最富有创新精神的新鲜血液。世界上发展快的城市都是移民城市，而移民城市经过几十年的活力塑造，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上海的老闸北、老普陀过去就是苏北人聚集的地方，脏乱差，现在已经成为整个上海市民主体的一部分，上海人有苏北，有宁波人，有江北人，可能江北人占相当大一部分，可他们是城市的新鲜血液，这是第一个因素，是具有活力的。

　　第二，城市的人口结构不可能都需要精英，精英是需要服务的，一个企业家，得有司机、有阿姨，有服务人员。他们还有他们的消费空间，而他的空间里每个人也要生存，也有自己低成本的生活方式，所以这是城市人口多元化，不像我们想像的所谓单一精英化，如果都是精英化我们都要饿死。恰恰这些不是精英的人构成了生活的主体，他们需要相适应的生活空间，这就出现了下面的问题。比如临港，现在的临港，只能给白领以上的人居住，结果是什么？满大街找不到饭馆，因为它们和城市环境不融。没有饭馆，打工的人在这里没有获得和他收入水平相适应的生活条件，当然就没有人气，成本太高。不买房子，租房子也得好几千，可真正能提供农民工服务的人员租房的成本也就两百到五百，在临港哪能找到这样的住房空间呢？没有，也就没有我们所期待的各种服务业，理发的小店，各种小吃，各种和生活相关的内容。

　　所以“三个一亿人”是一个长期的规划，落实到现实中要解决关键问题。我们怎么来看待城市，如果这个城市没有给基层提供可能和他相适应的空间，“三个一亿人”就是一句空话。所以在新型城镇化的实施操作过程中，问题还需要留给大家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