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5日，武汉地铁运营公司通过本地媒体发布消息称，“武汉地铁全面提升安保等级，逢包必检逢液必查”。然而，3月31日至4月1日，记者先后走访武汉6个地铁站，经过调查发现，武汉地铁安检虽然设备齐全，却存在人为安全漏洞。（4月3日荆楚网）

　　君不见，安检员在岗玩手机，饮料瓶“直通”安监站，吉他箱“飘过”安检口……而这些并不是个别现象，其他地铁站都有类似情形——也就是说，地铁安检防线“全线失守”，真成了“菜园门”地铁站。

　　安保的盾牌何以沦为皇帝的新衣？管理者缺乏足够重视，以“逢节严检”代替常态安检；安保人员风险意识淡薄，无“危险记录”表示没有风险；企业坚持经济效益“主打”，与其查“逃检”不如管“逃票”实惠……诸多原因，引人深思。

　　众所周知，安保不出问题则已，一出问题就会危及公共安全。阙如安检会怎样？曾遭恐怖袭击的伦敦、莫斯科的地铁站均未设安检仪，而单靠警力排查汹涌人流中的潜在风险，难保初衷之万一，很显然，必要的安检少不得。如果牵强地说“常态化的安检成本巨大、影响通行效率”，那又何必耗费财力设置众多徒有其表、形同摆设的安检仪器和安保人员呢？“花钱购买不作为”，还是宁缺毋滥的好！

　　由此可见，安检虚设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牙齿”尚未释放“咬合力”。毕竟，立法先行不等于“徒法自行”。事实上，原建设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以及我国《合同法》中均明确运营者的安保权责，前不久，武汉市又制定《武汉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办法》明确了各方职责。遗憾的是，意在保卫安全的强制安检机制没能兑现法律的嘱托。

　　其次，乘客临检义务不能代替安保值守权能。目前，武汉已有3条轨道交通线路投入运营，日均客运量近百万人次，预计全线开通时，日输送乘客量将达260万人次以上。面对如此庞大的人流量，放松安检闸门同时，也意味着对风险敞开入口。安检若靠乘客自觉——只检“君子”不验“小人”——无异于“将安保托付于运气”。管理者的责任去哪儿了呢？

　　值得反思的是，此前但凡节日临近，“地铁站安检升级、安保升级”之类的新闻不绝于耳；可一到平时，就降到“及格线”下？犹记得，省委书记李鸿忠今年春节前曾突访抽查过安保工作，各地也都相当重视。难道说，安保还得靠“领导重视”来倒逼？这岂不成了欺上瞒下的形式主义了！

　　频繁闪亮的金属探测门报警灯，应该给武汉地铁运营管理者亮“警示灯”，用制度的“令牌”召回被地铁安保怠慢的“约法三章”。一是要召回“责任之约”。依照相关管理规定，启动责任追溯机制，给运营管理者及玩忽职守人员“亮黄牌”、“补修课”，倒逼地铁管理者“赎回”被经济利益和侥幸心态蒙蔽的责任感。

　　二是召回“公契之约”。安保靠大家，自觉临检是法定义务，是公民让渡给公共安全的自由权利。需通过安全法制普及、安保态度传递，由“逢节必严”转向“逢人必检”；同时，引导公众依法主张权利，如对安检人员无证施检、侵犯隐私的，乘客有权拒绝检查。从而让公众形成“安保为民、共建共享”的思维。

　　三是召回“监督之约”。接受公安机关对安全检查工作的技术指导和法责监督，更要引入公众媒体的广泛监督，通过有奖举报等形式既对可疑人员、危险物品，又对玩忽职守的安检人员，乃至运营管理方的失责之过，进行监督。

　　地铁安检问题是一封安全举报信。作为安保体系的关键一环，地铁安检亟需行政主管部门主动执法监督，或以负积分管理亮出“责任戒尺”，以激活安保执行力；作为地铁运营管理者，更要在法律空间、安全底线内创新安保治理模式，激活社会正能，利导公众参与，实现被动安检向主动防范公共安全风险的“进化”，以提高治理成本与安全状态的性价比。

　　亡羊补牢犹未晚，能否防患未然，且改且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