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声回放

　　2014年1月6日，武汉市市长唐良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市民反映强烈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大城市病”和水环境的综合治理机制亟待创新。

　　十天后，北京市市长王安顺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直指北京“城市病”：北京在长期快速发展中，积累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城市病”，主要表现为人口过多，交通拥堵，房价高涨、环境恶化等，2014年，北京市政府治理城市病的具体措施直指人口空气等难题。

　　事件解读

　　2014年，北京和武汉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使用“城市病”这一词汇。一些城市虽未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直接使用“城市病”一词，但都描述了“城市病”症状。上海称：“人口总量和结构问题越来越突出，建设用地规模接近极限，环境承载压力加大，雾霾等大气污染问题突出”。广州称：“城乡基础设施承载力不适应可持续发展需要，交通拥堵、垃圾围城、环境污染、安全生产风险等问题仍然突出”。深圳、杭州也有“城市人口规模大、结构不合理”等类似表述。

　　这些表述反映了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城市陷入“城市病”集中爆发期。“城市病”并非中国独有，但其“病症”却被比作“重病号”。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如松这样诊断：“现在不少城市，肾功能在衰竭，污水、粪便处理不了；肺功能弱化，绿地减少供氧少；肠道问题，很多资源吸收不好，消化不了；脉搏问题，交通拥堵，一些生态主动脉被切断。”

　　对于“城市病”，“药”其实没有少吃，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譬如北京，自1998年起实施了以首钢搬迁为代表的200多项大气治污措施，而一个PM2.5似乎又“一夜回到解放前”。再比如，通过限号、限行、提高停车收费、发展公交系统等解决交通拥堵，但收效甚微，不仅大城市交通未见改善，一些中小城市甚至小城镇也拥堵不堪……

　　究其原因，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主任唐子来认为，“我国城市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付出了大量环境和社会代价。”与外国相比，中国城市建设的三大误区加重了“城市病”：几十年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各方面政策都向城市倾斜，城乡之间资源严重失衡，城市承载力受到空前挑战；按行政级别配置城乡资源的体制，导致地域最广而级别最低的农村难以获得应有的发展资源；“摊大饼”式的粗放扩张忽视科学规划，对长期性、功能性考虑不足，防灾能力脆弱。

　　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兼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认为，应当努力实现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的分工互补以及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均等化，来引导人口合理流动。

　　在上述各城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不难发现，“控制人口规模”已成为各地政府的管理方向，城乡一体化成为多市破解“城市病”的举措之一。中国“城市病”治理，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