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全国陆续召开的地方“两会”新风频吹，一个共通之处就是GDP的“点刹”。据统计，有27个省份GDP实际增速未达预期目标。而对今年增长率的设定，除上海首次未设具体目标、西藏持平外，其余26个省份纷纷下调了预期目标。以新常态的视角观察，这是治理者驾驭市场经济的理念成熟，从凭单一的增长率论英雄，到更注重质量、效益的平衡型增长，科学的政绩观正在嬗变中。
 
    那么，当“后GDP时代”来临时，比总量增速更重要的指标会是什么？

    “结构！结构！”这是人民日报分析2015年经济工作的一篇言论标题。的确，中国经济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结构调整是绕不开的核心议题。比如，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区域间不平衡的改进，以及环境保护、民生改善都将是重要着力点。而从现实国情出发，缩小贫富差距应成结构调整第一战。

    贫富差距是市场经济之殇。竞争有高下，劳资有对立，一定程度的收入分配差距难以避免。而今，标志贫富差距程度的基尼系数，已达0.469，就算已实现“六连降”，可仍远超国际警戒线。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最多超过3倍以上。而一些垄断性行业、金融行业，更高于普通劳动者10多倍。至于个别挟资本生威的企业主，与底层员工的薪酬差距更为惊人。

    有人将此归结为转型期，但，任凭这一差距不断拉大，将会严重影响内需的扩大，伤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毕竟收入是消费的基础，任何良性循环的市场经济体，都离不开相对均衡的社会成员收入，支撑当地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否则，过大的贫富差距，不仅影响着各地公平，造成不稳定因素，还会诱发实体经济结构失衡，酿出区域性的风险乃至危机。

    正因此，一些国家非常注重运用税收手段“均贫富”，也即靠转移支付的二次分配环节，实现收入分配适度均衡。在我国，这一任务尤为艰巨，对中央来说，发挥公有制优越性，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首要职责。而对各地来讲，情况虽然千差万别，但抓好扶贫攻坚，对属地的高收入者严格征税，仍是共同的必尽之责。至于工资集体协商、最低工资标准，更应成为日常化工作。

    有人觉得，缩小贫富差距的工作太琐碎，不容易见到成绩。其实，相对GDP数字的“显绩”，这一“潜绩”并非不划算。一方面，经济增长的红利可以由此输入老百姓的口袋，共享发展成果的同时舒展社会情绪；另一方面，均贫富生成的经济后劲更足、更踏实，税收增收更可为环保、教育、医疗等民生工程“进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这笔账，需要治理者细细思量。

    无论降下来的GDP指标，还是升上去的结构、民生指标，社会公平正义都将是蕴藏其中的新内涵，这些也都是各地政府“两会”上的庄严承诺，具有法律效力，必须久久为功，从而真正告别GDP盲目崇拜，真正走向民生理性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