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转农”，是指原本的城市户口人群，返回农村，变为农民（本报8月27日17版报道），这是否与我国正在大力推进的城镇化进程相悖呢？

　　省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文录认为，在我国目前的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无论哪种迁移都是一种正常的流动，流动是必然趋势，要看到这种流动的主流，还是城市化。

　　王文录表示我们不能否定更无需阻止这种现象的存在，城市化进程中，短暂的、细小的、支流的反向流动时正常的，不能称之为“逆城市化”。

　　“要看到，大部分人回到的农村，其实都是城市周边的村子，甚至就是城中村，随着城镇化进程，这些地方早晚都会变为城市，完成城镇化，所以，这种现象应该不会阻止城镇化的进程。而那些没有完成就业，进而把户口迁回农村的大学毕业生，一旦找到工作，更可以肯定一旦有机会，也还会返回城市的”。
　　

二问 “非转农”是一首都市生活悲歌？

　　“毕业即失业，在城市里我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立足之地。”平山大学生李响这样告诉记者，而这样的声音基本贯穿了记者采访的整个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今年4月份发布的《宏观经济蓝皮书》指出，中国截至2008年的城市化率仅为45.68%，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时下的中国并不具备“逆城市化”的现实土壤，虽然从表面上都具有“逆城市化”的特质，但不得不承认其只是一个假象。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发生值得我们思考。

　　采访中，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表示，造成“非转农”现象的罪魁祸首是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上世纪80年代，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无数追求梦想的年轻人前仆后继地奔向城市，追寻属于自己的一片的蓝天。但是近几年来，一方面是以房价为核心的生活成本持续上涨，城市生活令越来越多的人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以住房、医疗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也没能跟上经济社会发展的脚步，最终导致城里人的生活质量日益降低，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很多人的城市梦被碾得粉碎，逃离城市，回归农村已经成了很多人无奈的选择。

　　有官员指出，城市吸纳进城人员主要目的在于获取廉价的劳动力，同时又希望尽量少承担对他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进城者长期在收入低标准、生活低质量、保障低水平的社会底层徘徊，被日益边缘化，这才是“逆城市化”的症结所在。

三问 “非转农”是否存在与农争利？

　　记者在衡水三杜庄采访的时候，发现村里的原住居民对于这些非转农回来的人抱有不满甚至排斥的心态，一位村民非常直截了当地告诉记者：“就说征地补偿款吧，你说10人分和100个人分，拿到手里的能一样吗？他们这不是回来摘果子吗？”

　　在记者的采访中，虽然目前“非转农”有几种不同出发点，但是不可否认，大部分“非转农”的人群主要目的还是趋利。从流向来看，大部分都是流向村集体经济较好、生活较稳定的村子。一是有土地利益，随着城市发展的扩展，大量农村土地被占用，这部分人回去，就是看好土地补偿款的分配；此外就是有村集体经济的分配，有些村有集体经济，或者有临街商铺出租等，每人每年分红有两三万元，这些人回去正是看好这些红利；此外，还有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符合条件的夫妇可以生育二胎。另外，农村独生子女高考可以加分等，这些都诱惑着城里人。

　　而随着这些“非转农”需求的增多，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当，也会激化了回迁户和原有住户、农村家族之间等的矛盾，增加了农村的不稳定因素。

　　此外，除了上述比较现实的土地、政策等利好外，这些非转农人群，也是原本公共资源就比较匮乏的农村地区，公共资源分配更为捉襟见肘。

　　比如在北京市民向周边我省燕郊等地的迁移，导致河北与北京接壤处县市的医院、学校、公交、银行等公共资源不得不与北京人共享，当地的教育、交通等公共资源因突然增多的需求而变得稀缺，房价也因此上涨，给当地居民的利益带来了伤害。

　　采访中，王文录表示，“根据我们的调研，在上世纪的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农转非人群中，有80%的人，背后都是利益驱动，其次才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家庭团聚等，这个数字放在现在，反过来看非转农也很适用，这也很正常”。王文录还表示，目前我国农村的村民自治组织可以通过一些民主的自治手段，来决定哪些人可以非转农，利益如何分配等问题。

　　而记者采访中也了解到，目前非转农人群，能不能转，即使符合户籍政策，村里也要进行投票，获得多数村民通过才能办理落户。

四问 “非转农”中是否存在政策空白？

　　在记者先前的采访中，衡水三杜庄的老杜，因为参军转业以后，户口落在城里，现在想把户口办回老家农村，却遭到了村里的拒绝。而其他地市也出现过类似情况。

　　那么我省有关“非转农”的户籍政策如何？什么样的人群才能办理非转农呢？

　　记者查阅相关文件得知，我省“有关户口回迁农村实行准迁制度的问题。”文件规定：“为维护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切实保护农村居民的合法权益，除正常婚迁人员和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复员军人、大中专(含技校)毕业生可按规定将户口迁入农村外，对其他申请往农村迁移户口的，需经村民自治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由迁入地公安机关核发户口准迁证，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对农村有女无儿户，可选择其中一个实行男到女方落户。”

　　而记者采访中也了解到，目前我省办理“非转农”不同地区都有一些不同条件限制，手续繁多。有的村子里还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一些土政策，来决定哪些人可以办理非转农回到村里，哪些人不可以。而在办理整个非转农的过程中，村里的意见起着决定性作用，一般都是村里开具了接收证明，当事者才能到户籍所在地办理户籍迁出手续。由此可以看出，“非转农”牵涉的利益众多，政策也存在诸多盲区，而这些“非转农”实践，或许也能给下一步户籍改革提供不少借鉴。

五问 “非转农”会不会拉大农村地区间贫富差距？

　　沧州读者马女士看到本报报道后，对本报进行反馈说，“我们这里非转农到农村的，其实都是去的城市市郊，像我们这种离市区比较远的纯农业村根本就没有人回来”。正如马女士说，目前，从“农转非”的流向上来看，大部分回流人群都是流向村集体经济较好、生活较稳定的、整体比较富裕的地区。而这些非转农的人群，其自身也是有一定资金和产业积累的，这些人以及这些资金回到这些相对富裕地区，会不会造成农村地区之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呢？

　　王文录认为，这些农村地区之间，本来就存在地理位置、交通条件，资源禀赋等的不同，因资本的逐利性决定，非转农人群肯定是会流向那些相对较好的地区。“而长期来看，这应该是一个分档级的问题，理论上会逐渐向外扩张，辐射带动周边。而总体来看，非转农毕竟是支流，是个别现象，影响力总体较小。所以起码应该不会造成贫富差距加大的现象。”

六问 如何斩断“非转农”背后的利益推手？

　　针对非转农，记者采访中发现，不少农村有自己的土政策，有的是规定某个时限，此时限前户口落回来才能分到补偿款等，有的则细化规定了什么样的人可以转回来，什么样村里不给转户。而这些分散的、各自为政的政策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人为性，有的规定本身就缺乏法律依据。

　　在专家看来，“要想解决非转农问题，其根源还是要解决我国的户籍制度所决定的，依附于户籍制度之上的多种利益关系，一旦这些利益没有了，流动自然就正常了”，王文录如此认为。

　　而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转型30年》也探讨到了这个问题，书中言及，城市户口的福利含金量造成了户籍制度改的悖论，越是在户口中附着较多福利内容的地区，户籍制度改革就越难推进。而后，这个逻辑又被舆论更直接地演绎为：“户籍福利”不剥离，人们就会涌向福利更好的地方，户籍改革便会遭遇更大阻力。

　　王文录认为，要合理疏导这种趋势，而不要出台政策加以阻止，利用多维度多方面的配套政策，来实现户籍在农村和城市间的合理流动。“比如，土地方面的土地流转政策，房地产政策，就业政策，社保政策等。”

　　“总之，‘非转农’背后还是两个关键词———‘趋利’与‘避重’”，一位社会学者表示，从流向来看，“非转农”大部分都是流向村集体经济较好、生活较稳定的农村，避重则是城市生活压力大，房价高，工作不好找。可以说这些问题疏通了，这种户籍流动也就自然归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