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昙华林，那精美的教堂、牧师楼和西式的民居，令人惊异百年前武昌的开放程度。武汉三镇的现代化是从1861年汉口开埠开始的，如果以长江为界，汉口是西方文明“挑战”的前沿，武昌就是中华文明“应战”的堡垒。可是，历史的丰富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武昌并不是“租界”而是“华界”，作为“华界”的武昌城内，竟然坐拥美国、英国、瑞典、意大利四国的教区，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堂、医院、学校、育婴堂和住宅与中国人比邻而居，散落于武昌城内凤凰山与花园山之间狭长的街巷内。这种在中国政府管辖区域内的国际化社区，完全颠覆了我们以往所受的历史教育，我们不能不重新打量我们的前人，他们的胸襟、胆略与能力。“被动开关、全面开放、全面进步”——这就说明了武汉何以在开放之后短短的50年就“驾乎津门，直逼沪上”，开演了中国数千年未有的共和大戏。然而除了简单的几段说明书，我们对昙华林所能知道的太少了。

　　花园山上有一座嘉诺撒仁爱修女堂，曾经是嘉诺撤仁爱修女会分院，开办育婴堂、教理班、工艺所等公益事业，并在此开办武昌圣约瑟诊所。嘉诺撒仁爱修女堂的后面是一座天文台，残垣断壁之间你会发现一块块青色的城砖，也许这就是武昌城拆除之后城砖的再利用？不到百年的建筑，据说“所建年代已不可考”。当一个城市患上了严重的失忆症的时候，这个时代所有的读书人都应当惭愧。

　　1948 年美国修女全部回国，中国数名修女随同去了美国，昙华林的宗教生命中止了。与这些建筑一样，圣米迦勒教堂、祟真堂、仁济医院、翟雅各健身馆等等都更换了所有者与使用者，这些建筑于是成为那一段历史仅存的证据，以它们优美的造型、高超的工艺，留下来启发我们的好奇心，提示我们还有多么深厚的历史是我们所根本不了解的。我们设想一下，昙华林这片地处武昌古城边缘、既非政治中心又非金融中心的地带，当年是一个充满着书卷气和宗教情感的生活区。绿树鲜花之间的山间小路边、西式的教堂、医院和学校，清水砖墙的江夏民居排布在窄窄的背街小巷两边。牧师、修女、教师、学生和中外居民如何来往其间，昙华林当年是怎样的风景？

　　这风景是我们从历史教科书、从当下对武汉历史的只言片语中想象不出来的。中国政府管辖下的国际社区，我们的前人做到了。如何做到的？当年在昙华林土地有没有用途管制，教会与中国土地权人是如何交易的？谁来收税，按什么标准？昙华林一带的城市公共设施是由谁来投资的？中外人士之间如果发生了纠纷是凭什么法律、由什么机构裁判的？换句话说这里不是租界，又是国际社区，依照什么法律体系来维持其中的秩序？这些西方传来的教堂是如何建造的，经费的来源、材料的来源、工匠的来源是怎样的？各国侨民在这里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的子女在什么样的学校里接受教育？相互之间有什么往来？所有这些需要大量的研究考证，需要到瑞典、英国、美国和意大利去查找资料。在那些国度里有没有赛珍珠这样的人，以她的笔触记录过百年前的武昌？那位童年来到镇江的美国女子，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她把中文称为“第一语言”，把镇江称为“中国故乡”。她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1932年获普利策小说奖，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她难道不是一个镇江人吗？我曾经在云贵交界处的一个叫石门坎的苗寨看到一段录像，那是一个从小生活在当地的英国人，在他90多岁高龄时录下的，他交替地用英语、汉语官话和苗语回忆着自己在中国度过的童年。难道他不是一个石门坎人吗？我相信昙华林许多建筑、许多机构百年前的完整档案至今仍然沉睡在欧美某一个档案馆中，许多故事沉睡在寻常人家的日记里，等待着21世纪武汉的使者前往查询。昙华林再追寻百年历史便有了根，历史的真相就有可能一点一点浮出水面，“复兴大武汉”所要达到和超过的那个“大武汉”就有可能渐渐清晰。

　　研究与记述上海的书籍可能不下几百种，研究和记述伦敦的书籍有多少呢？有上万种。研究与记述武汉的书籍有多少？这种状况与一个华中地区的文教中心城市匹配么？纵观古今中外，一个民族、一个城市能够横空出世的时候，一定是她打开大门对外开放的时候。伦敦的开放举世无双，以至于在伦敦你可以见到全世界的人，却唯独难得一见“伦敦人”，上海当年也是五方杂处、华洋混居的“东方巴黎”，武汉、昙华林之所以有当年的辉煌端在其开放程度。历史永远就是当代史，对于大武汉开放历史研究的深度，就是当代武汉开放的程度。可惜的是今天看到的昙华林历史建筑说明文字与10年前能看到的没有多少差别。昙华林，永远停留在传说的水平么？研究是“复兴”之根，当了解了昙华林是谁，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因为，历史街区不仅是“人类集体记忆的主要部分”（《威尼斯宪章》），更是武昌、武汉重新走向大开放的起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