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当今在中国做什么行业最好混？我说是公益行业。因为企业的五年存活率不到一半。政府好混吗？过去略为好混一点，现在真不好混了，收入在降低，责任会更大。公益行业叫不好干，但好混。其它部门是既不好干，也不好混。说好混，第一好混的是官办慈善，非常强大，很多是事业单位编制，有行政级别，领导人由政府指派，垄断大部分慈善资源。按照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应该进入社会体制改革，去行政化，政企分开。但这个行业至今没看到有什么动静。这些年公益慈善事件从郭美美开始接连不断，公众对慈善事业的信任度一降再降，就在这样的压力下也没有看到这个行业坐下来检讨反省，讨论如何改革。在中国，企业、市场要改革创新，政府要改革转型，唯独这个行业没有改革的声音，固守陈规陋习和自己的领地，成为这个社会的世外桃源。

　　最近有几件事反映出公众对公益机构的不信任。一是广西有个孤儿叫杨六金，因一段视频的传播就收到500多万元捐款。这说明中国人不冷漠，不缺乏爱心。但给特定个人捐款不是公益，是私益，属于私益性质的传统慈善行为。为什么中国人选择做私益不做公益？说明对公益机构不信任。再比如“冰桶挑战”，新浪微博阅读量半个月达到46亿人次，平均每个中国人点击3次多，但捐款跟杨六斤得到的数额差不多，500多万元，而且还有人说瓷娃娃不该接受这个捐款。在同样时间，美国接受捐款6亿多人民币。还有就是香港的陈启中兄弟给哈佛大学捐款3.5亿美元。有人问为什么给美国捐款不给中国捐款？陈启中说，在海外捐钱就是捐钱，内地太复杂了，最要命的是花费精神和心血，等于自讨苦吃，自找麻烦。他们面对的是谁？当然是官办慈善，所以他们再也不和国内官办慈善打交道了，直接把钱给了美国。

　　还有一个问题，社会组织的GDP哪里去了？捐款哪里去了？据民政部统计，2013年，社会组织增加值为571.1亿元，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0.22%，比2007年低21%。也就是说，7年来中国社会组织的份额不升反降，缩水21%。如果用GDP直接比，2007年中国GDP是246619亿元，社会组织增加值是307.5亿元，占GDP千分之1.24，2013年占GDP比重掉到了千分之1.00。2013年54万家社会组织创造的GDP为571亿元，而《中国慈善蓝皮书》统计，3000家基金会和2000家慈善会的捐款达到700亿元，全国捐赠总额突破1000亿元。捐款过了千亿，可54万家社会组织创造的GDP总量却只有570亿元。捐款本来应该给社会组织创造GDP，加上其他收入，社会组织的GDP应大于捐款，现在倒过来了。美国非营利组织创造的GDP大概占国民收入的12%，其20%左右是捐款，30%左右是政府购买服务，50%左右是服务收入。在中国，平均每一个社会组织创造的GDP只有10万多一点点。对这个问题，我问民政部问了两年。民政部说，说明我们的社会组织水平低。问公益研究院、问学者，没有一个人做出回答，也没有记者深入采访调查。在我看来，很简单，捐款让政府花了，当然也包括希望工程，盖了学校，算政府教育GDP，盖了医院，算卫生医疗GDP。这些GDP都不记社会组织名下，算政府的。所以，官办慈善机构迄今还是政府从民间吸取慈善资源的工具。旧慈善体制已经形成政府、官办慈善组织和捐赠企业利益共存的钢铁联盟，之所以难以打破，是因为符合各方利益。企业乐于给有政府背景的慈善组织或直接给政府捐款，不排除有的还存在钱权交易。这是中国慈善那么不景气，公众那么失望的根本原因。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把权力关进笼子，李克强总理提出要用壮士断臂的勇气推动改革，对于慈善体制改革最为适用。

　　说公益行业好混，不仅官办慈善好混，草根慈善也好混。草根慈善面临什么状况呢？资源少，外有道德绑架，政策不支持；内有道德优越感。这使得这个行业薪酬很低，就业门槛也低。那还能吸引高素质人才吗？因为这样，一批理想高远的NGO领导人，自己不追求物质利益，把员工也搞成了弱势群体。另外，公益机构、草根NGO普遍缺乏市场理念和市场营销能力，因为不会推销，甚至排斥市场，导致手里有好产品但找不到钱。奉劝这些有好产品卖不出去的公益机构从市场上找有推销能力的，经过公益培训，成为NGO公益项目推销员。我们发现，商业精英转向做公益一般会做得很好，现在有些非公募基金会做得那么漂亮，都有商业精英的影子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