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本质就是城市人口比重急剧上升，大批乡村人口进入城市。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3年的53.73%，新增城镇人口达5.59亿人。在如此大规模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中国特大城市的发展经历了快速扩张过程。1949年，全国城市总数为132个，其中特大城市仅5个；1980年，中国城市总数扩大为223个，其中特大城市达15个；2012年中国城市总数为657个，其中特大城市为66个。无论是特大城市的数量、人口规模、经济总量、就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都经历了一个快速扩张的发展历程。

　　正如2014年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 .7》所言，中国的特大城市快速发展形成了极大的集聚经济效应，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优质载体和强力支撑。但是，特大城市人口大规模集聚与城市承载力的矛盾日益凸显，特大城市必须要面对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具体而言，资源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城市管理等方面的承载能力难以支撑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了特大城市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就当前中国特大城市来说，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二元结构加剧、空气质量较差、交通拥堵严重、房价快速上涨、城市脆弱性突出等五大方面。

一、人口大量向城市集中，城市负荷压力增大
　　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本质就是城市人口比重急剧上升，大批乡村人口进入城市。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3年的53.73%，新增城镇人口达5.59亿人。在如此大规模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中国特大城市的发展经历了快速扩张过程。1949年，全国城市总数为132个，其中特大城市仅5个；1980年，中国城市总数扩大为223个，其中特大城市达15个；2012年中国城市总数为657个，其中特大城市为66个。无论是特大城市的数量、人口规模、经济总量、就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都经历了一个快速扩张的发展历程。

　　正如2014年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 .7》所言，中国的特大城市快速发展形成了极大的集聚经济效应，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优质载体和强力支撑。但是，特大城市人口大规模集聚与城市承载力的矛盾日益凸显，特大城市必须要面对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具体而言，资源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城市管理等方面的承载能力难以支撑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了特大城市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就当前中国特大城市来说，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二元结构加剧、空气质量较差、交通拥堵严重、房价快速上涨、城市脆弱性突出等五大方面。

二、能源消耗不断扩大，环境污染日益突出
　　与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一样，我国城市化进程同样具有高能源消费、高排放的特征。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报告警告说，能源消耗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主要问题之一。由中国工程院钱易、唐孝炎、江亿三位院士主持的“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课题认为，如果不在2020年前对以建筑为主的多种城市能耗进行严格控制，不仅影响中国的能源安全，也将大大反作用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影响中国城市的“生命”。

　　由于能源消耗伴随着废气、废水、废渣的排放，环境污染带来的问题日益突出。我国城市的生态环境(大气环境、水环境、固体废弃物环境、社区环境和居室环境)目前仍然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状态。“急速”的城市化使许多城市出现了热岛效应、温室效应、污染效应和拥挤效应，城市生态系统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如2003 年，全国就有70%的城镇缺水，90%的城镇水域和65%的饮用水源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国城市年产生活垃圾1.5 亿吨，有200 个城市出现垃圾围城的局面。2013年，“雾霾”成为年度关键词。这一年的1月，4次雾霾过程笼罩30个省（区、市），在北京，仅有5天不是雾霾天。有报告显示，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的城市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与此同时，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有7个在中国。

　　研究显示，中国的生态足迹与城镇化水平有显著的依赖关系。国家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与省份层面的截面数据均显示：城镇化水平高、人均生态足迹也高。对我国主要城市的生态足迹分析发现均处于生态赤字状态。在空间布局上，我国不同省份的城镇化率与人均生态足迹间的关系也差异显著。城镇化率所带来的生态足迹的增加对城镇生态承载力产生了巨大的甚至过量的负荷。

三、“半城市化”现象严重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简称城市化委员会）发布的2007年以来的《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表明，我国“半城市化”现象日趋严重。

　　这份被称为中国城市化“白皮书”的报告，每年根据公安部提供的最新户籍统计数字，按城镇非农业人口与总人口之比计算出城镇化率。城市化委员会发布的户籍城市化率与国家统计局统计局发布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之差，从2007年的12.01%（涉及人口 1.62亿）增加到2012年的17.24%（涉及人口2.34亿）。这2.34亿人中绝大多数处于“半城市化”状态，他们在医疗保障、福利待遇、薪金待遇、子女受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应运而生。此外，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形成了“386199部队”（即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在城市产生了“临时夫妻”现象。等等这些都对城市的社会生态提出了严峻挑战，也使得中国城市化的质量不高。

四、特大城市“城中村”问题突出
　　北京、天津、重庆、上海、武汉、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的“城中村”问题较为突出。《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7》指出，在城市空间快速扩张过程中，考虑到拆迁成本问题，城市政府或者开发商更愿意低价拿耕地，而不是村庄，由此很多村庄在城镇扩张的过程中被保留下来形成各种类型的“城中村”。“城中村”或“棚户区”往往结构简陋老化、功能设施不完善、居住环境差、缺少公共活动场地和配套设施，而且“棚户区”家庭基本是低收入住房困难户和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户。“棚户区”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城市的景观和市容；同时“城中村”或“棚户区”由于租金优势往往集聚大量的流动人口，由此形成“城中村”或“棚户区”居民与周边社区居民的隔离，在城市形成新的“二元结构”。

五、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严重不合理
　　城镇外延扩张造成稀缺土地过量消耗，1990年至2010年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了近2.5万平方公里。在土地供需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城市土地利用的结构和布局严重不合理。土地城镇化速度远快于人口城镇化，两者之比大大高于1：1.23的正常水平，既未能形成新区的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又减少了大量的宝贵耕地。并由此产生了土地征用和农民安置问题。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间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也就是说将有5450万亩耕地由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尽管农民失去土地以后可以得到政府和用地单位支付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费，但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利益得不到根本保障。在我国，大部分农民生活依靠的资本仍然是土地，因为我国农民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职业技能能力缺乏，一旦失去土地，也就失去了稳定的生产收入，很难适应城市中激烈的竞争体制，这部分人群很难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也一直生活在城市贫困人群的边缘。

　　值得关注的是，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农村宅基地并未出现相应减少的趋势。城镇化对土地的占用和农村人口的减少，导致农村播种面积连年骤减。就国家粮食安全高度而言，我国粮食自给率现已跌破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