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以来，白云区司法局在全区开展了“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安排了22家律师事务所的168名执业律师，与全区368个村（社区）结成法律帮扶对子。以白云区京溪司法所为例，每周都能见到广东某律所副监事长王国安。这位小有名气的律师，在过去7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免费为京溪街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如今俨然是众多村（社区）的“御用大状”。（10月12日《广州日报》）

　　“法律进村”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大进步，正如新闻里所说的，自从专业律师来后，村民开始告别“武力式”维权，越来越多的村民懂得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遇到的问题。以白云区京溪司法所为例，今年上半年，全区村（社区）法律顾问参与调处的重大纠纷已达69件。

　　传统社会中，乡村治理以乡绅治理为主，乡绅在当地享有威望，承担社会救济、抚恤难民、兴立乡校、推行教化，实现“端本善俗，以一方之贤士化一方之莠民”。而进入新时期，乡绅阶层逐渐瓦解，农村治理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管理真空”。政府管理难以直接触及这一“神经末梢”，村民自治时有不济，在利益多元、矛盾频发的乡村社会，难免出现混乱。转型中的中国农村，也逐渐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迈进。利益导向逐步取代血缘导向，利益纠纷增多、维权手段单一，冲突不断，已成为不少乡村面对的棘手问题。当农村矛盾爆发时，有些村民习惯于“武力维权”；有些村民有理无理都热衷“闹访”，试图给上层施加压力。这些高成本的维权方式不仅进一步激化矛盾，两败俱伤，而且也未必能达到预想的效果。

　　在这一背景下，“法律进村”在乡村转型中显得迫切且重要，也是建设法治国家不可绕过的一环。让法律做公正的审判官，才能缓和乡村转型过程的阵痛。

　　白云区的“法律进村”是一个范本，值得推广。一方面，让乡村治理走向法治，走向现代化。依法维权成为村民的选择，减少不必要的冲突，增进社会和谐，降低行政成本。白云区京溪经济联社律师在处理部分村民要求获得宅基地及股权时，利用村规民约，调解纠纷，“让闹访的人没有希望，才不敢闹访”，终于解决这一烫手山芋。这一经验可以复制到我国不少农村地区。

　　另一方面，法律进村补上乡村“普法”的一课。当前中国缺少的并非法律文本，而是法律知识的普及，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农民因法制观念淡薄，违法案例常见诸报端。知法方能用法，知法方知违法，让村民通过身边律师的言传身教，提高法治意识，让“有事找干部、讲理找律师”成为一种新风尚，对于乡村社会的长治久安，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