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召开的“2014中国城镇化与企业家论坛”上，住建部村镇建设司司长赵晖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不能光看城市，村镇建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应发挥更大作用。赵晖说“我们不提倡搞农民上楼”，在阳台上养鸭子，这不是我们要的城镇化。（8月31日 新京报）

    我们知道，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有个远景目标，即至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60％左右，1亿左右人口在城镇落户。目前，京津冀一体化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既是中国区域经济战略的新热点，毫无疑问也是当前如火如荼、快速推进的新型城镇化热潮中最炫目耀眼的地方。

    我想，住建部官员说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提倡搞农民上楼，主要还是担忧简单的城镇化极容易演变成“造城运动”。这种“搞农民上楼”所谓的农村“城市社区”，在过度的“商品化”的逻辑与“伪市场经济”的思维和力量的共同摧毁下，大量的农村村落将很快地被合并或迁移，现代农村的风光也就荡然无存；同时，农村土地也就失去了原有的粮食生产功能，农村旧有负载的自然生态保育、水源保护及涵养、农村文化传承等作用与功能。也就是说，反过来又会对城市的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以及城市的容纳量造成新的压力和困难。这种强迫农民上楼或逼农民上楼的城镇化做法，绝不是搞“城乡一体化”，而是弄“城乡一样化”，当然也就谈不上“农业现代化”了。

    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曾要求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并就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了“七点要求”。习近平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态、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需要，也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假如京津冀协同发展还简单地搞“农民上楼”、“在阳台上养鸭子”的城镇化推进路径，违反规律地人为“造城”，这种记得住乡愁的城镇化肯定不是“人的城镇化”，最多实现的是农民的“伪市民化”。

    假如京津冀协同发展无法破解农村被边缘化地位与农村的快速空心化和缩减问题，只是一味地追求城市规模的膨胀，那“京津冀一体化”极有可能变异为“有城无村”、“有镇无乡”的“京津冀地产化”，这与把京津冀协同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层面的初衷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无论是京津冀一体化，还是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巨大的机遇中也隐含着各种各样的挑战。比如要涉及区域内外的教育、住房、交通、社会老龄化、环境污染、农民工问题等，还有京津冀区域的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生产力和增强综合竞争力；那么，承接产业转移的区域与推动产业集聚的区域，怎么样才能更好地提升这种分工布局的能力与地位？

    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比如如何做到统筹规划，进一步深化互利合作，增强融合发展。还有，如何协同发展与合理布局区域间通信、港口、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 京津冀三地间怎么来有效破除各自体制籓篱、以消减发展落差等。此中，如何充分省思过去城镇化进程的得失成败，塑造一个有鲜明特色、且具环境友好、发展可持续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模式，应该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的头等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