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网讯  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对于5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要严控人口规模。城市化委员会专家委员、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英洪解读了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困难的深层原因，他认为只“堵”不“疏”的当政者，不可能真正控制大城市规模。

    张英洪指出，当今全世界只有中国、朝鲜、贝宁三个国家实行最严格的户籍控制，其他所有国家都普遍实行自由迁徙。欧盟在国与国之间都几乎实现了自由迁徙。我国1954年《宪法》就规定了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公民的迁徙自由权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取消的。实行市场经济后，在宪法中恢复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彻底废除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建立保障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的户口登记制度，是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只要对户籍制度有所研究并具有世界眼光和文明常识的人来说，都会明白户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

    为什么政府天天讲控制大城市规模，却没有控制住？现在的特大城市哪一个不是在过去控制人口规模的政策下不断发展壮大以至成为特大城市的？有的人可能会说这是因为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执行得还不够彻底。张英洪说：“这当然是不对的。真正的原因是人口向大城市的聚集是市场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只知道‘堵’、却不明白‘疏’的当政者，不可能真正控制大城市规模。”

    他认为，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困难有四个深层原因：一是计划经济思维的惯性。经过了长期的计划经济，管理者习惯于简单地控制人，而不习惯复杂地服务人；习惯于以计划经济的思维惯性去规划城市的人口规模、控制城乡人口的流动，不懂得、不理解尊重市场经济、城市化和社会发展规律。二是权利观念的缺失。因为资源分布的扭曲，集中于大城市的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社会福利的保障，以及因之形成的身份地位、社会声望等既得利益不愿意被分享。三是发展模式的局限。我们满足于过度追求GDP增长的发展模式，忽略了以人为本的实现公民权利的发展模式，因而也就不可能从功利主义的发展模式转向权利主义的发展模式。四是治理能力的滞后。半个多世纪前，认为农民进城会影响城市居民生活，将进城农民视为“盲流”加以阻止；改革开放以后，认为农民进城会影响社会安全稳定，所以建立收容遣送制度予以强行遣返；最近几年来，有的人找到“城市病”这个新的借口排斥外来人口。总之，特大城市排斥外来人口的借口和理由在不断翻新，但其背后的观念却一脉相承。这其实说明了城市治理者的能力与新的发展态势的不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