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重庆7月16日电（记者李松 牟旭）对于还有着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的中国而言，扶贫攻坚战正受到成本上升的考验。

　　在西部直辖市重庆的贫困地区，不少农村的扶贫干部普遍感到，政府扶贫投入不断加大，但由于扶贫成本提高，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扶贫效果。面对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扶贫产业发展等要素投入成本上升，扶贫正在走进高成本时代。

　　地处大巴山腹地的重庆巫山县是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县扶贫办主任朱钦万算了一笔账：2006年前后，巫山县通村农村机耕道修建成本一般是7万元／公里左右，目前修路成本已涨至10万元／公里。

　　“在巫山县，2005年修建一个蓄水量在100立方米左右的水池，投入成本需要1.2万元左右，目前相当的蓄水池，修建成本已涨到五六万元。”朱钦万说，“巫山县扶贫投入逐年提高，2009年为2577万元，2011年达到5200万元。”

　　目前，巫山还有约5万群众存在缺水问题，20多万群众饮水不安全，有1000多户贫困群众居住在茅草房或土坯房中，生存条件短时间内难以得到改善。

　　专家表示，一些国家级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成本上升有一些共性原因：一是物化、劳动力价格等投入要素成本上涨；二是随着扶贫开发深入推进，目前未脱贫人口基本集中分布在深山区、高寒区、地方病高发区，自然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落后。要实现这些地区群众的脱贫，成本更高，难度更大。

　　来自国务院扶贫办的数字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贫困人口总数为9899万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650万人，并提出今年要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人以上，继续向贫困宣战，决不让贫困代代相传。

　　今后7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从中国国情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

　　成本上升和其他因素的叠加也增加了扶贫的难度。在中西部贫困地区，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务工。人口外流后，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靠以前政府补助、受益群众投工投劳的方式推进很困难。

　　近年来，为推进扶贫工作，一些贫困地区大力推进“整村脱贫”工作，通过整合资金投入，部分贫困村面貌得到很大改善。

　　在重庆，平均每个村“整村脱贫”投入资金约为600万元，资金量看似不小，但这些钱要分配到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基本农田建设、基础产业、村道公路、人畜饮水等10大类20多项指标，资金使用显得“衣长袖短”，基层政府在资金使用上只能先解决燃眉之急。

　　面对扶贫挑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一改过去多强调提高扶贫标准、新增扶贫项目等具体措施的特点，以“创新扶贫开发方式”为题阐述扶贫工作，提出地方要优化整合扶贫资源，实行精准扶贫，确保扶贫到村到户。

　　重庆市黔江区天禹人农业发展股份合作社理事长张楀表示，在加大扶贫攻坚力度的同时，也亟需创新扶贫方式，改“漫灌”扶贫为“滴灌”扶贫，确保扶贫到村到户。

　　在加大援助的同时，贫困地区也在努力增加“内生动力”。扶贫资金互助社正是一种典型的激活贫困农村发展内在动力，提高自身发展能力的例子。

　　地处重庆武陵山区的彭水县坨元村，在政府扶贫资金帮扶下，贫困农民自发组建扶贫资金互助社，每户农民入股250元，最高能获得5000元资金支持。这一小小的“草根银行”平台解了农民发展生产缺资金的燃眉之急。

　　据了解，2007年试点至今，重庆32个区县已建起1150多个扶贫资金互助社，全市平均每年有2亿多元资金留在贫困村内滚动，可以解决农民的资金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