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公共关系研究中心、社会调查中心联合主办的《2014中国大学生城市形象及择业倾向调查报告》发布，调查发现，受访大学生选择在二线城市发展的比例最高，为57.2%，其次是北上广，占比29.5%。选择三线城市的比例为9.4%，选择国外、港澳台、乡镇和四线城市的比例分别为6.6%、3.1%、1.6%和1.5%。

    因近六成人没有在北上广就业的倾向，于是“逃离北上广”结论成立，并有某种“狼来了”的意味。如此场景并不陌生，与逃离相对应的自然是返回——当彼时逃离被热炒时，此时又可能出现大面积返回，北上广似乎成了国人心头的一个结，在“逃离”与“逃回”之间让人纠结不已。同时，这个命题又被附加了其他符号意义，比如底层向上，比如公平赋权，比如地域差距，比如身份歧视。

    单从调查数据和字面理解，所谓逃离并不存在。一方面，大学生尚未在北上广就业，还不属于其间群体，没有立足与扎根，何以逃离？另一方面，近三成人希望以北上广作为就业首选地，比照庞大学生就业人群来说，数量依然不小。北上广能让近三成大学生作为首选，说明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这个比例难道真的不正常吗？

    近六成受访大学毕业生选择去二线城市发展，就一定能得出逃离北上广的结论吗？任何命题都应有一个前置条件，在北上广就业多少才算合理，什么比例才是理论上和情感上的临界点呢？事实上，大学生群体也呈现出严重的分化，从大专生到博士生的结构性差异明显，在就业选项上有不同预判。学历高则可能收入更高，同时也符合大城市的人才招揽计划，反之则更适合其他地方的需求。再加上生活成本高、落户困难等因素，就业意愿分化不足为奇。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市场命题，如果用社会心态反复分析，就难免有矫情之味。这几年，“北上广”命题作为热点问题被反复炒，已经有些让人如同雾里看花。

    铁打的城市流水的人，来来往往本是常事，大学生就业“北上广”命题本是一个伪命题，自然也就没有逃离的悲情与返回的惊喜。恰恰相反的是，在命题的炒作之中，信息就有可能被放大或者变样，给予大学生的并非一个客观而全面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如同“新就业大学生薪酬不如农民工”等命题一样，预设的条件潜伏着某种歧视，从而导致社会价值判断标准左右摇摆，无法达成统一的共识。

    放大某一方面就必然弱化其他。没有必要给大学生是否选择在这三座城市就业赋予太多的附加意义。真正客观理性的判断应该以市场供需关系和人的自由选择作为标准。若以所谓的民生、地位、待遇、身份为标准，甚至以公平作为前提，那么就无法得出合理结论，自然也会让人无所适从。大学生就业“北上广”命题不必总回锅，就像拿大学生工资和农民工工资，或者白领与建筑工资比较一样，再好的食材被反复回锅，也会糊成一股怪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