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经济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和交通便利的城镇转移，一些曾经热闹的村落人去楼空，甚至名存实亡。有报道披露，最近10年来，我国每天有近百个村庄消亡（据6月13日《人民日报》）。

    相关研究发现，由于我国历史上不间断的出现战乱，加之社会管理很不完善，普通老百姓为求得生活的相对安宁，宁愿受穷挨饿，都要四处选择远离“官道”的偏僻地方居住，受宗族观念的影响，在这种四处躲藏的迁徙中，往往还以宗族为单位，定居之后随着人口繁衍增多，便形成后来的村庄，这也就是很多偏僻村庄“无杂姓”的主要原因，经过长期的历史变迁与有限范围内的交流，不仅在语言上有着独特的地域方言，更沉淀出属于自己独特的文化与习俗。笔者认为这项研究很符合客观事实，小时候，就从爷爷嘴里听到他年轻的时候经常“跑反”，我们村子里好几家“外姓”据说都是明清战乱时跑来的，爷爷所说他的“跑反”，则是躲避“日本鬼子”。

    显然，某些隐藏偏僻或大山深处生活极其不便的村庄，大多数都是历史上不断发生战乱所造成的后果，当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证的前提下，农村老百姓为了活命，不可能不在生存与死亡之间做出这种再正常不过的权衡，把自己藏起来。但也有很多村庄随着现代道路交通的发展得到了转变，偏僻的不再偏僻，某些靠近老“官道”的农村反而被现代交通疏远。而随着市场经济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某些大山深处或非常偏僻的农村已经很难跟上时代经济的发展，从改善居住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和发展经济的角度来衡量，某些偏僻村庄的消亡确实也是一种进步，这不仅显示我们国家的和平稳定与社会管理的基本完善，更符合这些农村地区绝大多数群众的愿望，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显示出百姓群众对国家长治久安的一种信心。

    就事论事而言，将某些严重阻碍经济发展，政府加大投入依然“得不偿失”偏僻村庄，统一规划整体迁出，也是民生之道，不仅无可非议更值得提倡，这些村庄农民既向往交通便利基础设施较好的新居又难以割舍故土，这种矛盾的心情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自然形成的村庄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毕竟都会被“优胜劣汰”，尤其随着现代社会制度的建立，以及经济发展和人们追求幸福宜居的需要，某些村庄的消失既是村民的自然选择更是共同发展及政府统一规划的必须，所谓“不破不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应当说，旧村庄的消亡，旧村庄村民的生活状况绝对意义上已经发生新的改变，且正在不断向幸福便捷的乡村城市化迈进，我们可以为消亡的村庄有暂时的伤感，但也不应该陷入这种酸楚之中。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所有村庄消亡及搬迁的过程中，确实不同程度存在着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冲动，在重新选址规划、补偿、安抚等方面欠缺科学或方式方法上诸多问题，更不可避免存在腐败甚至侵占农民合法利益的违法违纪行为，但从本质与发展的角度，不应当以此来曲解政府的善意出发点和积极意义，诸如像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沿渡河镇汗石村，从外面买袋水泥仅需20元，没有任何道路交通，用人工背进村子就需要付出120元的费用，这个村子的原居民，“出行全靠肩扛人抬，就连吃的水都要靠人背”。像这样的村庄，政府再多的投入即使能够解决最基本的交通，也无法完善其他基础设施，即便不推行城镇化，从节约成本和发展的角度也必须实施迁移。再就是位于合肥“大水缸”源地的梁墩回族村，为了保障全市居民的饮水卫生安全，梁墩必须要从这块新版图上“消失”，从记者采访的实际见闻中更能看出，旧的拥有3200多人的梁墩回族村虽然成了典型的“空心村，但新的安置点确实各种配套设施齐全，就连村民自己都感到非常满意，而在媒体所有报道的见证中，新的安置点或“新村”，普遍要比旧的或消亡村庄的各种设施超越太多，甚至基本上就是“两个世界”，这更说明至少绝大多数消亡村庄的村民已经迎来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春天。

    不可否认，每天全国上百村庄的消亡，确实给这些村庄村民在感情上留下难以割舍的伤痛，农村有句话“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狗窝”，对于乡愁的依恋和怀念不但不会随着新生活的改善而消失，反而会变得更加强烈，正如有些村民所言，要从此告别已经习惯的村庄与老屋就是觉得“不舍”，实际上“不舍”未必是老村和老屋，而是蕴含在老村老屋空气中厚重的故土文化，新的村庄无论如何便利宜居也只是一个“躯壳”，没有乡愁文化的填充，情感上总是有些苍白。因此，在实施整体搬迁的过程中，政府部门有必要工作再做细一些，在新村居民安置过程中，更人性化一些，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其能力将旧村的那些“老邻居”“老街坊”就近安置，“老邻居”其实也是一种可“携带”的乡愁文化，对于那些消亡的村庄，笔者以为，当地政府部门也应当为其立上一块“碑记”，将旧村“消亡”的历史留给后人，用以承载他们那份难以割舍的寻根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