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的社科院蓝皮书《形象危机应对研究报告2013-2014》称,官员形象危机呈“多元高发”态势,群众认为2013年形象最差的官员群体依次为:城管、学校领导、医院领导、村干部、警察、国企领导和民政干部。(5月28日《京华时报》)

　　形象危机研究的结果,既是实际情况的反映,更是公众意见的表达。受累于各种负面事件,比如城管暴力执法,比如校长开房门等,对于整个群体的形象,确实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而网上“给我十万城管收复钓鱼岛”,“说啥也别说自己是校长”的调侃,更是“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宣泄。而如何看待这样的评价,显然需要“三省吾身”而不是“不以为然”。

　　必须承认的是,即便被评为形象最差的城管,也仅仅是“一条鱼和一缸水”的关系问题。大多数执法在一线的城管人员,其辛苦的程度及职业的正当性,都应当得到承认。“形象最差”的结果,当然有“躺着中枪”的委屈感。但另一个层面,虽然城市管理与民众诉求之间并无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工作的付出和最终的评价,却可能形成很大的反差。一方面,受少数负面事件的影响而不被理解,本就是公务员职业的附带风险；另一方面,最差评价有事实的支撑和现实的依据,并非天然的职业歧视和民意偏见。

　　差评并不可怕,因为这既是事实的反映,更是民意的期待,希望以一个不光彩的标签,让个中人能够有所反思和触动,并因之加以改进,从而让知廉明耻的道德力发挥其应有的促进作用,自然是善莫大焉。而对于被评价者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最差的结果”,而是看待评价结果的态度,若将其作为一种自我思考、自我检视、自我解剖和自我提升的动力,不是“未被理解”的矫情,甚至不以为然,那么最终才可能求同存异并形成共识。

　　一个可喜的现象是,报告发布后的舆论中,除了“实至名归”之类的赞同外,其实也不乏“有点冤枉”的声音。这说明,民意表达并不缺乏理性与宽容,而这样的姿态更应换得城管群体的积极回馈。破坏形象易,改变形象难,若有共同的利益和关切,实现起来就并不困难,关键在于要读懂民意的期待,以及差评背后的公共诉求,相向而行就能很快实现交融与互动。

　　因为很多人知道,城管的问题表面在素质,根本在体制。暴力执法和简单的作风,源于政绩高压和长官意志的表达,结果人治有余而法治不足,依法行政未能得到很好的落实。虽然解决问题需要从体制调整入手,不过改变形象的策略既要注重治本,也得重视治标,既要着力实现最优,也应考虑次优,既要力求长远,也要立足于现实。同样为城市管理,各地在模式、管理和方法上都大同小异,不过在表现形式和结果上却差异明显,比如有的暴力不断,有的却相安无事,其间的原因就值得探析。

　　读懂期待比纠结最差更有现实意义。近年来,一些地方为了改善城管形象,优化管理环境,采取了“眼神执法”“鲜花执法”“围观执法”等技术性改变,虽然在方式上还有待商榷,但出发点却获得了肯定。有形象顾忌,有脸面注重,然后能付诸行动进行改善,即便是一种姿态也不失为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