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最终换来医疗体制的健康，北京市卫计委决定对公立医院做个大“手术”，摘除特需医疗这颗“肿瘤”。

　　尽管“手术”的具体时间还未确定，消息刚一发布，各路观点的交锋便足以让人感受到“手术”的风险和难度。

　　事实上，经历17个年头的生长，这颗“肿瘤”已经在宿主的心脏边上安了家。

　　“人们对于特需医疗服务有需求，并且公立医院在这方面有资源优势，为什么要将这些优势服务让给民营医疗机构去做？”北京市朝阳医院院长陈勇在面对媒体时发出质问。

　　“公立医院有国家的财政投入，就应该按照公立的原则办事。”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朱恒鹏的观点针锋相对，“与民营医院相比，公立医院占有众多资源还要争夺高端医疗的市场，这种竞争打从一开始就不公平。”

　　有专家分析，留给特需的时间差不多还有3至5年，而当下，这颗“肿瘤”到底该不该被切除，怎样做才能在去除病灶的同时不伤及公立医院的机体，是它留给社会的一个难题。

　　在北京的一些公立医院里，想要得到一张特需病床，即使是有钱人也要费些脑筋

　　在经济条件仅够蜗居普通病房的患者家属小张眼里，公立医院的特需医疗就像是对贫穷的一种嘲弄。

　　因为经常需要陪着怀孕的妻子产检，小张曾经对特需医疗部的患者“在护士陪同下理直气壮插队”的行为感到气愤，而如今却已经见怪不怪了。“谁让我们出不起钱呢。”他自嘲道。

　　“想在中国看病？先富起来再说吧。”感慨于中国公立医院的特需服务带给富人们的便利，美国一家媒体这样评论。

　　曾有媒体描述中国大城市公立医院的现状是：花数十倍于普通挂号价格的费用，就可以挂特需门诊，从而免去彻夜排队的辛苦，更为便捷地得到顶级专家的诊治；而支付4到5倍于普通病房的价钱换来的一张特需病床，其背后所包含的意义，还可能包括：专家一对一的服务，护士更为细致的照顾，以及做检查时得以插队优先的特权。

　　更有甚者，据媒体报道，今年5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竟然在手术室门口设立了茶座，将原本就人满为患的公共走廊一分为二。那些焦灼等待亲人从手术室出来的病患家属，只能“更为紧密地”挤在一起，任由走廊的另一半空空荡荡。

　　事实上，美国媒体只说对了一半。在北京的一些公立医院里，想要得到一张特需病床，即使是有钱人也要费些脑筋。

　　“现在的有钱人太多了。不动用些私人关系，举着钱都不一定住得进来。”一位借助私人关系帮妻子成功入住特需病房的男士感慨道。

     按照我国2009年新医改方案的要求：公立医院提供特需医疗的病床数不能超过医院总病床数的5%～10%。

　　心血管内科专家周乐今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若干年前在云南省人民医院工作的时候，来特需医疗就诊的多数患者来自医院的利益相关单位。

　　“公立医院应该是公正、公平的。”周乐今加重了语气，“把最好的专家资源集中在特需，老百姓却难以企及，这显然背离了公立医院的宗旨。”

　　在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妇产科医生龚晓明看来，公立医院特需医疗现状确实有点儿“不伦不类”。在他所在的医院，特需病床虽然不足总病床数的10%，但其收入却差不多占到总收入的60%。

　　“看病的人依然多，对患者来说体现不出服务的改善；价格虽然高，对医生来说诊费却依然低于市场行情。”这位曾经的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这样评价。

　　在“从来没有空床位”的北京协和医院，其官网显示：在该院总计1855张床位中，急诊科床位占36张，儿科占40张，而特需病房占149张，是前者总和的近两倍。

　　据最初参与过公立医院开展特需医疗前期调研的现北京医师协会秘书长许朔介绍，特需服务的雏形是为了顺应中国“入世”而在外宾门诊基础上改良的产物。命名时，卫生局的意见是称之为“特需医疗”，而医院却称之为“国际医疗部”，就是因为觉得很难作出精准的定义。

　　时至今日，在定义和边界都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特需医疗，给人的印象就是多花钱，甚至连一些医生都无法对其进行准确界定。

　　一名广东省级三甲医院的医生略显迟疑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们这儿有一个装修得像星级宾馆一样的医学中心，护士不仅受过专业的医护训练，还曾在五星级的酒店接受过培训，会全程引导、陪伴患者到不同的地点就诊、检查。不知道这算特需吗？”

　　“特需门诊是我们普通百姓唯一的福利了，这项服务不知道帮我们免去了多少次辛苦的凌晨排队。”

　　就像难以给这项医疗服务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一样，人们对于这颗“肿瘤”到底是恶性还是良性的争论也一直僵持不下。在相当一部分人眼里，特需医疗甚至有种“彼之砒霜，我之蜜糖”的意味。

　　做了12年医疗社工的郑鹤红更愿意将特需门诊称作“普通老百姓的福利”。

　　她所在的社会组织致力于帮助贫困的患病儿童，不少患儿的家庭在偏远的西部地区，常常需要他们这些社工先拿着孩子们的病历，去北京各大三甲医院排队挂号，咨询专家。

　　在这座每天有70万外地人前来求医问药的城市，即使在凌晨两点，一些著名公立医院挂号窗口前的队伍就已经悄然形成。像协和医院、北京儿童医院这样的大医院里，马扎、报纸、塑料布甚至鞋子都成了排队占位的工具，一些外地来的父母甚至抱着孩子坐在地上，一等就是一宿。

　　对这些人来说，相比于黄牛手中动辄上千元的高价普通门诊号，最高300元的特需门诊号显然是一个可能的选择：他们可以在挂号当天就看上最顶级的专家，还省去了因为等号可能要花费的住宿和吃饭的费用。

　　“特需门诊是我们普通百姓唯一的福利了，这项服务不知道帮我们免去了多少次辛苦的凌晨排队。”

　　不少北京的妈妈在论坛交流经验的时候也会谈起特需的好处，“整个怀孕期间，挂普通门诊和特需门诊的比例差不多一半对一半”，“每次去医院产检，人都多到吓人，赶上身体突然不适的时候，幸亏还有特需可以挂”。

　　而长期面对社会的诟病，坐诊特需的医生们也有话要说。

　　“有人说医生更愿意诱导病人挂特需，价钱贵了，医生脸上也有笑容了。”中日友好医院肛肠科主任王晏美语气带着无奈，“可事实是，一下午看80个病人和看10个病人相比，那感觉能一样吗？”

　　平时坐诊普通门诊和专家门诊的时候，常常是一个患者还没看完，桌子边上就围过来四五个其他患者和家属，急着问东问西。

　　在隐私性比较强的肛肠科，这样的情况不仅令患者尴尬，也时常让身为医生的王晏美感到不舒服，甚至有时说话时禁不住带点火气。

    对于坊间关于“有医生为了敛财只愿意出特需，平日里都不坐诊”的传言，他解释道，事实上，卫生局对医生有规定，三级医院主任医师出门诊次数平均每周不少于3个半天，副主任医师出门诊次数平均每周不少于5个半天。

　　有专家称，对于公立医院来说，在目前政府差额拨款及其他相关体制机制尚未配套改革的情况下，特需医疗是实现其自身收支平衡，弥补资金不足的重要来源。

　　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范瑞新则吐槽：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没有问题，但与此同时，医院的运营只能“国家投入多少，医院付出多少。”

　　他举例说：“假如国家投入给医院的经费只够医院一年接诊5000个病人，做3000个手术，那医院就只能按照这个标准完成任务，剩下的患者交给社会医疗资源。”但他怀疑，社会医疗资源是否有能力承接这项任务。

　　朝阳医院执行院长陈勇与之有相似的感受。在2014年公立医院改革高层论坛上，他说：“对于北京的公立医院会继上海之后取消特需门诊这项政策，我承认出发点是好的，但效果一定是差的。我们现在总是强调要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可是现在把特需门诊剥离给社会资源办，公立医院的优质资源不许用，社会资源的优质资源又从哪儿来？”

　　“这三个方面准备好了，随时都是消除特需的最好时机。”

　　根据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医学人文研究院联合在201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48.6%的人赞同特需医疗，51.4%的人表示反对。比例上的微小差距，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争议相持不下。

　　而事实上，通过问卷分析显示，矛盾双方争论的实质，依旧绕不开“公平”这个话题。

　　正如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廖新波的观点：作为政府资产的公立医院，应是让所有人都享有一种相对公平的医疗服务。政府在医改中的责任是将基本医疗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向全社会公平地提供，将不能管也不应该管的事交由社会来办。取消公立医院特需服务势在必行。

　　然而，“缺失了特需医疗这部分的收入，公立医院的巨大损失又该如何弥补？”

　　“公立医院回归公益了之后，社会资源有能力承接特需服务吗？”

　　“如果特需真的取消了，迫切需要看病的人怎么办呢？”

　　这一系列问题将随着公立医院斩断“特需医疗”的同时，在社会上产生强烈的痛感。

　　北京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公立医院改革的进程中，政府对于医疗服务价格首先应有一个更合理的调整，同时对于医护人员薪酬制度体系的建设、对公立医院实行的财政补助机制实行改革。“这样公立医院就没有必要通过开展特需服务来创收了，能够更好地保障基本医疗，坚持其公益性属性。”

　　朱恒鹏认为，对于促进社会医疗资源的发展和解决看病难这两个问题的最关键举措，还是要放开医生自由执业，把医生释放出来。

　　在他看来，特需虽然为相当一部分患者提供了相对便捷的挂号途径，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看病难的问题。

　　“只有开放医生自由执业，才能有效平衡社会医疗资源，将公立医院的人群分流。”他说。

　　他同时强调，开放自由执业，或者最起码开放医生的多点执业，必须在特需医疗被“切除”前完成。

　　廖新波则认为，公立医院要取消特需医疗，必须事先为医生找到一个可以体现医生劳动价值的渠道，“自由执业是其中之一”。

　　“政府必须在三个方面齐头并进：建立公立医院完善的财政补偿机制，支持社会资本办医和对公立医院朝着公益性方向的引导。”他说。

　　至于这颗势必要被摘除的肿瘤，“这三个方面准备好了，随时都是消除特需的最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