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网讯  “中国整个的城市化还处于一个进程中，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以及它的客观进程。但是中国属于城乡二元体制，各个区域由于各自特殊的地理区位，以及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造成一些局部地区的率先发展，计划效应特别强烈。相应的，像北京周边形成了这种比较强烈的贫富差距，这种贫富差距其实是和行政区划联系在一起的。”城市化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牛凤瑞在谈到京津冀一体化时如是说。

    他分析说，改革开放以后，整体的城市化在加速，但是中国整体的城市集化效应过程还没有过去，或者刚处于一种转型阶段。北京和天津作为两个超大城市，本身都有自己的发展空间，尽管说相对窄小，但是还没完全填满，还没有达到规模效应外溢的阶段。所以，河北省今天才面临着这样的局面。

    “现在应该说我们都很着急要把它改变，中央、河北都很着急。当然，北京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因为它在这一区域处于主导地位。天津看待北京是一种仰视，也不敢和北京叫板。而实际上，河北则是天津和北京的农村。”

    就京津冀一体化多年一直谈不来，牛凤瑞将其归结为“我们国家体制的问题”。他说，有时候有些经济学家想得过于简单，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它每一个省区的发展空间都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这样它在资源配置、整合方面本身就有一个相当大的操作空间和手段。河北省人口有7000多万，世界上人口超过7000万的国家大概不会超过20个，而北京、天津、河北加起来，那就是1亿人口的规模。现在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有时候我们把概念给搞混了。像环渤海本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经济区的概念，因为东北经济区和京津冀经济区的联系非常小，而山东和河北、辽宁的联系也不算多。但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自成一体的，这是中国的特点，大国经济的特点就在于此。有时候我们用西方国家或者传统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的这种状况，好像老解释不了这个问题，什么原因，逻辑起点错了。

    对于河北未来的发展，牛凤瑞表示：“ 河北省城镇化率可能还低于全国水平，但城市发展问题着急是不行的。面对极化效应最强的两大超级城市，可能在一定历史阶段内，河北省的要素、资源向这两大城市聚集，可能还是不可避免的。” 

    在牛凤瑞看来，环京津城市贫困带的背后是过去计划经济造成的行政配置资源的错配。“比方说密云水库、官厅水库等，都是河北省出人出资建的，但是建好之后都划给北京和天津管了。像这种生态水源涵养区，应该首先是生态移民问题，而不像现在给钱扶贫的问题。扶贫的话就得一直扶持，而且是个无底洞，只有生态移民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