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报告》测算表明，目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为13万元。进入城镇的个人每年平均需要支付1.8万元的生活成本，还需要一次性支付10万元左右的购房成本。假设公共成本是由政府来出钱，每年解决2500万人城镇化，政府每年一次性投入约6500亿元。（3月18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农民进城成本，近几年以来一直是个能够引起社会广泛讨论的话题。每提及这个话题，所谓公共成本与个人成本，就会被搬上桌面进行这样那样的对比。与公共成本相对应的是政府的财政投入，似乎这样的投入是公共财政割肉省下来的，看着有些心疼；与个人成本相对应的是进城买房与城市物价高企下的高成本生活。对比之下，每一边都支出了每年超过10万的投入。

    然而，在笔者看来，农民进城的公共成本和个人成本，并不应该放在一个平台上进行比较。农民进城，为城市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城市就应当以必要的形式回馈他们。农民工进城，买房是为城市的房地产做贡献，打工是为城市的建设做贡献，经商则是为城市经济繁荣做贡献。这个过程之中，进城农民每年平均至少要付出11.8万的“真金白银”，这个压力是实实在在的。而对比之下，公共财政却实际上是受益的，是得了便宜的。既直接受益于政府卖地的收入，也受益于农民工创造的税收。因此，单纯地谈政府对城镇化的公共投入，或者说公共投入已然很高，都是一些伪命题。甚至有占了便宜还卖乖的感觉。

    再说说市民福利的投入。农民变成市民，必然要在养老、医疗、教育等诸多方面享受到如城市市民一样的待遇。这似乎意味着政府要在这些领域加大投入。其实不然。一者，即便是农民，也应该享受一些各个方面的财政补贴，比如关于养老、医疗、教育，因此我们不能断定他们现在的补贴就多了；二者，农民工进城并不是社会闲散人员进城，他们多数都有工作，既然有工作，就应该按城镇职工来享受福利，这是他们用劳动换来的，是应该得到的。

    对农民工进城的成本，财政投入并不大，一方面，企业要承担社保重任，另外一方面，农民自己要缴另外一半，而且，这个过程中的政府补贴也是由中央、省级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政府财政压力会小很多。”由此来看，把农民进城的公共成本投入说得那么伟大，有自买自夸之嫌。

    一个奇怪的问题是，为什么农民进城，政府的投入会加大？显然，这本身就是不公。事实上，之于医保、养老保险和教育而言，农村与城市，本来就不应该有这样那样的差距。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市民，都应该是完全公平的；只有完全公平的前提下，农民工进城才不会出现成本和投入增加的问题。

    说白了，“农民进城成本”更应该是一个政府把欠农民群体的福利还回去的一个过程，是对过去“城乡二元体制”下造成的户口福利差异化甚至是两极分化的一个弥补，是政府公共政策自我救赎的一个过程。因此，别把农民进城的过程中公共财政的投入说得那么悲壮，在这个过程中，最为悲情和悲壮的，只有还不完房贷的房奴与为所谓城市文明的默默奉献的城市蚁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