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网讯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专家委员、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赵晓日前在“企业家世纪论坛“上演讲时指出，市场经济有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就是它是公平交易的经济。第二市场主体具有持续不断扩张事业的动力。然而“对照这两点，我们搞了20年的市场经济，却仍有很大差距。”

    以下为赵晓精彩观点：

　　大概在2001年以前，我着重研究的领域是宏观经济、国企改革、产业政策等。这些都是我的老本行。但是从2001年以来，我个人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我称之为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可以说目前关注这方面的国内经济学家还特别少。事实上，几年前，学界基本上不关注这些问题，至于企业家们在决策时也没有足够的重视这些问题。时至今天，学界和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仍然较少。所以，我愿意与大家分享对这些方面的认识，也分享我对《敬业》这本书的认识。

　　首先我们讲一下什么是市场经济？中国已经有了20多年的市场经济转轨经历了，请问在座的各位任何一位，估计多少都会讲出一些关于市场经济的认识。但是我想说，我们今天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仍然是非常不够的。其中之一是对市场伦理缺乏认识。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承认人们的物质利益追求的合法性开始的，这使得许多人将市场经济等同于“下海”和“挣钱”。《敬业》这本书的封面上，提到了马克斯·韦伯和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如果熟悉韦伯的思想，我们会知道，“挣钱”是自古至今都存在的现象，但是“挣钱”不是市场经济，如果说市场经济就是挣钱，那么市场经济从古到今就有了。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其次不是说有交易就是市场经济，许多人认为市场经济等同于交易经济，但他们的认识是错误的。中学课本中有一篇《卖炭翁》。“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两鬓苍苍十指黑，心忧炭贱愿天寒”。卖炭翁到了集市上，碰到了宫廷使者，“一丈红菱二尺娟，挂在牛头充炭值”，一车炭的交易行为似乎发生，但没有人会把这种交易看做是市场经济，因为它少了两个字，那就是“公平”。可见“挣钱”和一般性的交易经济都还不能称之为市场经济。

　　究竟什么叫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有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就是它是公平交易的经济。第二市场主体具有持续不断扩张事业的动力。对照这两点，我们搞了20年的市场经济，却仍有很大差距。

　　第一点，公平交易。显然，“公平”二字在中国目前仍是非常缺乏的。譬如，在座各位之于中国电讯、中国移动的交易就未必公平。股市中的交易也不公平，人称“股市黑幕”、“基金黑幕”。土地交易更不公平，业界流传一句话叫“黑夜有多黑，我就有多黑”。此外，国有企业的出让、国资的转让以及国有银行的融资也不公平，所以才引发了这个国家市场化、私有化合理性的争议。

　　第二点，市场主体有持续不断的扩大事业的动力。这一点，大家可能会以为不言而喻。市场经济中谁不想挣钱，钱没有挣够的时候，所以应该不成问题的。但是我告诉你，其实这很困难的。一个人做一件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想做事，这在经济学上叫“边际效率递减”。很多人下海，一开始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满足吃喝拉撒。到一定时候，吃喝拉撒能够不成问题，甚至面子上的钱也足够了，动力也就消耗得差不多了。我有很多同学与朋友，他们作股票挣了几个亿之后，吃喝拉撒够了，在社会上很有风头，就退出江湖，拿了钱到国外去，拿绿卡做财主不再拼命了。中国如今的资本外逃高达500多亿美元，这里面有以外商直接投资的身份再回流了，但也有“自废武功”的。

　　温州最大的老板南存辉，他作了好多年、事业做到一定程度后，一度也动力缺失。幸运的是，他碰到了一个党委书记。私营企业家请党委书记是少见的，这个党委书记向他提出了做生意的新的目标，也就是说不是为吃喝拉撒，而是以产业报国。于是他就有了新的目标和新的动力。这个动力当然要大得多。但是，如果有人说，报国的方式很多，你去当政协主席吧，可能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现在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其最大动力无非是爱国主义。比如长虹、华为，国企私企最后都定在以产业报国为已任这一点上。这里面仍然有很多问题，等他们走向国际时可能就会发现，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多谈了。

　　总体来讲，我们扩张事业的动力是远远不够的，这与我们搞市场经济背后的动力有关。表面上，我们跟美国人一样，他们在做生意，我们也在做生意，他们在搞市场，我们也在搞市场，但仔细深究的话，这后面的动力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我想说的是，中国人搞市场经济的主要动力是贪欲，而西方人是禁欲。中国人做生意、做企业，背后的动力是挣更多的钱，或者是为了荣耀自己，取得更大的名位、比别人强，这些基本上都可以归结为贪欲。但在这本《敬业》书里面，我们看到清教徒或者说美国的资本主义他们做生意的动力却是禁欲。为什么是禁欲？因为他们认为职业是上帝的安排，是为荣耀上帝而做，做好职业是第一位的。至于赚取的财富，那是上帝的恩赐，是第二位的。既然工作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做，那么很简单，你就得把这项工作尽心尽意尽力地做好。为此，第一，你肯定不能吃喝嫖赌。第二，你也不能坑蒙拐骗。第三，你不能胡作非为。第四，你不能浪费时间。第五，你还要讲求效率。这样，清教徒就要把个人的欲望，人性中的弱点，尽可能清除，好能够全心全意去做他的工作去荣耀上帝。所以，我说我们做事的动力是贪欲，而当年清教徒做事的动力是禁欲，两个动力千差万别，产生的结果也就千差万别。

　　如果仅仅是为了荣耀自己，为了出人头地，那么很显然，如果商业能够出人头地，那么我们就去做商业，有朝一日发现作官更能出人头地，那么我们就去作官。所以中国古代商人有钱后第一件事就是买地，第二件事就是捐官，然后就退出江湖，洗手不干。中国人长久以来，并没有永恒地扩张自己商业的动力，这一点直至今天也没有根本性改变。一个最新的热潮是民营企业家从政、当政协委员和副主席。商场的竞争正在演变成政治市场的竞争，其后果难以想象。

　　刚才说的市场经济的两个特点，一是要公平的交易，第二要有持续不断的扩张自己事业的动力，在我们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里并不完全具有，所以，中国虽然是文明古国，历史悠久，经济也曾一度繁荣，但是我们没有产生市场经济。这一事实也证明，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关键因素并不是生产力。我们过去的认识是错误的。

　　那么市场经济最初在哪里出现？《敬业》这本书里就讲到，市场经济最初是在清教徒聚集的地方出现的。为什么在清教徒出现的地方会出现市场经济，而不是我们以前以为生产力发达就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一点其实也很简单，原因是新教徒对生命的认识跟我们是不同的。我们认为生命受之父母，或者生命是虚无的、讲不清楚的，但是他们确信，他们的生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也给他们安排了一切，包括他们的婚姻和职业。如果你是一个清教徒，你必定相信，上帝会给你安排一个职业，或者你可以通过祷告求上帝给你安排这样一个可以荣耀上帝的职业。这个职业就有了神圣的意义，叫做“calling”。这本书《敬业》里面着重提了这个词，calling是什么意思，是召唤，是谁的召唤，是神的召唤，中文翻译为“天职”。不过，天职的“天”不是“sky”也不是“heaven”，是“God”，是上帝，所以严格讲，中文将calling翻译为天职并不很正确，因为实际上是“神召”，而不是“天职”。天在中国人的理解中是没有人格的，至于天老爷纯每个人海阔天空的想象，但上帝在信徒的眼里却是有位格，真实的，是可以寻求并且寻见的。中国人讲“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就奇怪，中国人不信天，何来天职一说？

　　只有这样一位真实的上帝，才然赋予子民神圣的职业。而对于上帝安排的职业，人要做好，以荣耀上帝。但他必定不可以采取任何坑蒙拐骗的方式，因为这既与《圣经》的教导不符，也与荣耀神的目的相悖，所以市场经济的第一点要求“公平交易”就内在地产生于清教(博客,微博)徒之中。第二点，既然是上帝安排的任务，就应终生去做，全力去做，理性最大化地去做。这一点与中国人的区别很大。我们今天讲职业精神、职业经理人，但职业精神很缺乏，我们这里是下级可以不对上级负责，上级可以不对股东负责，而股东也不对打工仔负责，全社会普遍地缺乏职业精神，大家为了钱而频繁地跳槽，频繁地背叛。而在西方，如德国这些地方是很难想象会出现类似中国的情况的。比如一个螺丝工，他的目的并不是钱，而是要作全世界最好的螺丝工，如果他做到这一点，他就认为把上帝呼召他要作的职业做到家了，他就荣耀了上帝。在德国，跳槽是很少见的，更不可能想象一个职业经理人竟然带着手下十几人集体跳槽到另外一家公司。但在中国，大家都是向钱看，“一切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有利就干，无利不干，大利大干，利小小干！”，可以说市场经济改革到现在，只有这一个动力是主要的，人的物欲和贪欲主宰了全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想象，有利他才做，利少、无利就不做，因此要是通过搞破坏他可得到利益，他就会搞破坏的。但是在新教伦理兴起的地方，在这本《敬业》一书所讲的历史背景的地方，在存在着这种敬业价值观的地方，人们并不是这样做的。人们并不是为物欲而工作，而是在为自己的信仰而工作。
　　我去年写了篇文章，题目是《上帝安排的任务》，这篇文章里提出为什么德国人能造出全世界最好的产品，德国货就是精良产品的代名词，为什么宝马、奔驰只能出现在德国？答案是，好的产品出自于好的人心。德国人工作时并不只是为金钱而工作，他用宗教的虔诚和认真态度来工作。

　　反过来，我归结出一个结论：就是败坏的人心不可能做出良好的东西。没有人敢说中国的产品是世界一流的，中国人也不将生产一流产品作为我们的目标，只要有利润就行了。我们说中国是世界工厂，但其实中国只是个世界车间。现在是跨国公司进入到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时，很可能上演的是一出没有中国人做主角的中国。以中国目前精神状态，职业观念，败坏的人心不可能做出质量最优的产品。

　　再来看市场伦理对市场缺陷的补足和修复。市场经济带来最大的好处是叫人不偷懒，这是因为竞争的原因。但市场经济却不能叫人不撒谎，不害人。大概是2000年以前，我曾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觉得市场简直就是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市场经济会逐渐使大家都变好，追逐私利的结果会导致社会福利的最优。但是我现在不这么想，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委托代理关系，而只要存在着委托代理必然造成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责任不对等，这样就会出现坑蒙拐骗，如何防止行骗，如果完全没有人心的自律，就要靠一系列的制度，董事长、监事会，再加上法律的监督，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成本无穷高，高到运行不下去。这个问题经济学家解决不了，任何机制设计也解决不了，是靠市场伦理在背后解决的。

　　为什么中国有很多家族企业却很难做大企业。不仅中国大陆如此，海外华人圈子中也是一样。弗兰西斯·福山在《信任》一书中，讲到，因为中国的文化缺少信任资源，对外人极其不信任，所以做家族企业能做得很好，但做公司就不行了。为什么中国人不信任他人呢，因为在缺乏良好的市场伦理和职业精神的情况下，人是不值得信任的。

　　第二个问题是市场经济中有大量的一次性博奕。经济学讲，如果是重复博奕，就会比较遵守协议，重复博奕主要是利益考虑，使得交易双方来遵守协议。但是市场经济中很多是一次性博奕。比如我这次讲座，就是这样，我讲完拍拍屁股就走了，如果缺乏认真态度的话，我就可以胡说八道，不负责任。这种一次性博奕，我们不能用利益来维持。

　　以上问题，如果我们相信市场经济能把这一切解决好，那是不可能的。恰恰相反，市场经济是脆弱的，它本身必须建立在起码的道德、伦理的基础上，建立在信任精神的基础上。从这一点来讲，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中国现在所有的进步还都是建立在非常脆弱的基础上，因为中国人道德和信念等重要精神资源没有质的改变。

　　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时的中国人陷于狂热的个人崇拜，后来发现上当了，于是不再崇拜领袖，转而崇拜现实的东西，物质、金钱什么的。但在精神实质上很难说有什么根本性的进步，这样一个状态也不太可能保障中国的财富长治久安。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经济繁荣，汉朝有文景之治、唐朝有开元盛世、贞观之治，甚至到了清朝还有康乾盛世，但中国的问题是财富没有保障，修阿房宫几十年，后来一把火烧掉了。中国开放20多年来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如果没有市场伦理的跟进，社会仍将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永远不知道财富的所有权明天是否有保障，也不知道财富会被不公正再分配。

　　许多人相信“仓禀实而知礼节”，以为只要有了饭吃，有了钱花，中国人自然会变成文明人，但情况可能根本不是这样。

　　最近云南大学马加爵的事件就暴露出至少三个问题。第一，它暴露出中国目前的教育系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只重视知识和能力的教育，却忽视了人的心灵的教育。一个有知识有能力但心灵荒芜乃至有疾病的人不是合格的产品。第二，它暴露出中国我们的改革开放有致命缺陷：只注重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却忽视了人们的精神、信仰等心灵需求。第三，它暴露出中国人虽然收入高了，但未必更幸福，今天的中国人心中普遍缺少爱和温暖，也缺乏对他人的爱和温暖的给予。马加爵案不过是个特例，但缺乏爱的中国人却比比皆是，内心很是荒芜。马加爵杀人，是因为心灵死了，很多人没有杀人，心灵也死了。而马加爵案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肉体死亡案件，而是心灵死亡案件。

　　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把人引向了贪欲，引向了物质，我们的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以及更深层次的精神却被忽视了。

　　我们现在提“以人为本”，好象很先进了。我这里提出一点商榷。“以人为本”好不好？我相信，在我们目前听到的所有口号中，在执政党提出的口号中，这是最先进的一个口号。但是，你们有没有听过美国杰弗逊总统说过的话：“美国从来都不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国家，而是以神为本的国家”。“以神为本”可能比“以人为本”先进？为什么？因为人性中不仅有良善的一面，更有邪恶的一面；有天使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我们的改革取向不能总是满足人的贪欲，我们还应该转向另外一个取向，那就是适度节制人们的贪欲和需求。

　　尼采说“上帝死了”，否定上帝而靠人自己做主。自己做主、以人为本的结果是两次世界大战。所以以人为本在西方受批评，我在美国基本上没听到过人们说我们要“以人为本”。东西方的差距就是这么大。东西方的职业态度的差异就是从这个差距的深渊中出来的。

　　《敬业》这本书是一本好书。我们通过这本书，可以对西方市场经济有了更高的认识。如果说以前我们只认识到市场就是交易，市场就是金钱，市场就是物质利益，市场就是一种利益的激励，那么我们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到市场经济不同层面的东西。

　　不过，我担心，把这本书介绍到中国来，存在一个巨大的隔膜，很大的文化鸿沟，因为我们没有信仰。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伦理基础上，而这一套伦理价值观是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的，譬如说，为什么人要敬业，是因为他敬重上帝，为什么他不随便跳槽，是因为他做事情不是做他选的事情，而是完成上帝安排的任务，这些对于无神论者来说，实在难以理解。

　　我相信市场经济的转型不是简单地引入交易，简单地迎合人的一切需要。我们做企业也不仅是为金钱，为金钱而做企业必然会在金钱中丧失。如果没有伟大的文化做支撑，你是永远做不成伟大的企业的。

　　除了《敬业》这本书，我奉劝大家有机会再读一下《杰克·韦尔奇自传》。韦尔奇是世界第一CEO，通用电气是有史一来最伟大的企业。韦尔奇这样伟大，你看他的自传，你会发现与他的信仰和伦理密切相关。韦尔奇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六岁时就被称为“圣坛男童”。我们中国企业家如果只能学会他的管理之术，却与其背后的信念伦理与悖相离，那我想永远也学不会他的管理之道。这中间隔着什么呢？就是我们对他的文明伦理、价值观和信仰非常缺乏认识。

　　《敬业》这本书还有一个大好处就在于使我们对资本家有了新的认识。以前，我们对于资本家的认识来自马克思，资本家是那种唯利是图，浑身铜臭的人，而这本书告诉我们资本家不是这样的。当年的富兰克林等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书中告诉我们，他们是具有新教精神，具有这本书上所讲的职业精神的开拓、进取、理性地扩大事业的人。看来，资本主义精神根本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的唯利是图的精神。如果是这种精神，资本主义真的早就崩溃了。

　　《敬业》这本书封面上印着经济学家茅于轼教授的推荐。茅老师是经济学界我所尊敬的一位，而且是大家都在关心金钱的时候独自一个人关注道德的经济学者，但我现在觉得茅老师的认识还是有不足的地方。那就是茅老师认识到了道德的重要，但是他没有看到，西方的道德都是建立在宗教信仰背景上的。如果不谈信仰，不了解西方的信仰内容，我们永远不了解西方人在做什么，在想什么。换句话来说，我们永远不了解西方文明是怎么回事，他们的市场经济是怎么回事。

　　最后，我想说一句，我们今天发展市场经济20多年了，但经济转型对于我们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等待中华民族的将是文明的转型。现在是经济改革遥遥在前，政治、法律变革远远滞后，至于信仰、文化和人们精神的变革在今天基本上还没有谈到。但是我们今天的变革一定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变革，而会是文明的转型。就这方面来说，我相信《敬业》这本书将会对我们的理解经济转型与文明转型，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