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8日，河南省濮阳县西辛庄村支书李连成顶着巨大的压力，成立了我国首个村级市——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市。据李连成介绍说，西辛庄市挂牌前一天，濮阳县民政局下发文件，称国家民政部、省民政厅、市民政局相关领导非常重视此事，根据精神指示，西辛庄积极建设新农村值得称赞，但挂牌成立“村级市”一事不符合相关政策规定，应立即停止。而李连成的梦想其实很简单，带领大家一同致富。（11月21日《华西都市报》）

    彪悍的村庄不需要解释。不知不觉，中国“首个村级市”，已经走过了18个月的历程。这个“拉风”的村庄，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吸引了无论人的关注。单从字面上理解，“村级市”的挂牌成立，打破了市、县（区）、镇、村这样的行政隶属与管理体制，用民政局的话说就是“不符合政策规定”。对许多论者而言，“村级市”也容易招来“炒作”、“噱头”、“想攀高枝”的质疑。

    学者于建嵘者也曾在微博上质疑过“村级市”，认为“这是瞎胡闹，干脆让全国六十多万个村长都成为巿长，或者干脆叫某某国，村长全叫囯王不是更威风？”但是，在笔者看来，通过我国“第一个村级市”，我们却能发现难能可贵的挑战精神——当农村发展陷入瓶颈，当传统的户籍与土地制度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欲望，当农村渴望城镇化，当农民渴望市民化，所谓的“村级市”听起来就并不荒唐。

    具体来说，中国“首个村级市”至少是在表达如下权利诉求。一者，站在村子的层面，是在表达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向城镇国有土地的转化渴望，毕竟，集中居住能够提高土地的使用率；二是，站在村民角度，是在表达由农民变市民、由农村户口变城镇户口的渴望，现有的农村养老、教育、医疗不能满足村民们的要求时，他们就会由衷地想变成城市人；三是，站在发展农村经济角度，是在打破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形式，力求全力兴办村集体企业或是发展农村庄园经济……所有这些，都是对现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一种抗争。

    “村级市”，至少反映了一种来自基层的声音。它代表了农村人想过城市人生活的渴望，代表了综合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较为强劲的农村经济体，已经不再安于行政权力金字塔最低层的现实，他们需要享受到城市居民的种种权益，包括较高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子女在城市的读书权利。

    重要的是，“村级市”并不违法。我国农村治理方式为“村民自治制度”。虽然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的管理现状正好与自治相反，乡镇领导村落的体制已经变现。但是，1982年我国修订颁布的《宪法》第111条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因此，农村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行使怎样的权利，应该由农村人自己说了算。至于一个村是应该叫“村”还是应该叫“市”，他们也应该有充分的权利。

    市民社会的建立，需要“村级市”的出现。这是底层权利的正当扩张，也意味着上层权力的缩小——让底层的人拥有同样多的平等权利和发展机会，不正是现代文明所要倡导的理念吗？野百合也有春天，村庄自然也可以变成所谓的市。因此，我们需要善待“首个村级市”，这是一个标本，是一个村民们渴望实质性的权利进步和社会公平的话语标本。

    面对壁垒重重的城乡二元体制，广大农村需要更为优良的顶层设计。既要消除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户口差异，也要消除附属在身份之上的权利差异。除此之外，农村还需要大量的惠民政策，需要更多的资金扶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