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去天津观瞻五大道后，每年9·18国耻日来临，有种感觉便如鲠在喉。
    第一次置身于天津五大道，徜徉在这些风格迥异的小洋楼间，沉积着数十年至一百年历史的建筑，笼罩着莫名的深遂和幽静的氛围，夕阳照射下散发出淡淡的青光，似乎在向游人诉说着无尽的沧桑。
    这些小洋楼和别墅的主人们各式各色，有的是从北京来到天津租界寓居的清朝皇亲国戚、遗老遗少，有的是想借助租界余荫的富贾巨商、戏曲红角，更有不少是北洋政府总统、总理、总长、督军、省长、市长等要人下野后在此蛰伏，企图有朝一日东山再起。
    然而，让我感触最深的却是从这里走出了不少当年名震宇内的抗日英雄，赫赫有名的抗日名将张自忠、马占山自不待言，高树勋、孙桐萱 、关麟征、刘汝明 、米春霖 、杨十三等等也都在当年抗日战场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
    笔者出身乡村僻壤，上个世纪70年代由入学至中学，经过文革十年浩劫后， 能看到的书籍掰手指头也能数得出来，那个时候心中的抗战英雄形象无非是狼牙山五壮士、小雨来、王二小、张嘎之类的，也天经地义地认为只有泥腿子出身的人才真正是抗日的英雄，富人大多都是汉奸。
    从民族大义来说，固然易于理解也容易说教。但看到在天津五大道这样复杂而奇特的环境中，能涌现出这么多的抗日将领，笔者忽然对于家国天下有了醍醐灌顶般的顿悟。
    单纯从建筑本身而言，这些英雄的故居即使穿越几十年甚至近百年，和今天的北京、天津城市中充斥着暴发户气息的所谓别墅豪宅相比，从功能到审美都毫不逊色，厚重感上当下大部分千人一面的别墅豪宅与这些故居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在国弱民贫的时代，他们拥有的家园已经远远超越时代，所以保家卫国于这些有着民族大义的人而言，更有真切的含义，相较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贫民而言，他们在战场上身先士卒也有着最实在的责任。
    当下中国之实力当然不可同日而语，甚至已经是世界领头羊老美的最大债主，政府动辄千亿万亿级投资手笔令欧美发达国家自叹不如。然则，国富则富矣，民富却是未必。偌大的GDP一旦落实到人均上，不过是初步达到中等偏下的水平，而且由于分配机制弊端积累的贫富差异，使居于底层的劳动者对“被平均”带来不公感受愈加突出。
    一方面，一线城市房价高歌猛进，教育、医疗负担如同无底洞，大部分刚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被过高的房价、物价压得喘不过气，逃离北上广？经过部分人的尝试后，发现不过是一厢情愿，三四线城市也不是任何逃避者的天堂，逃无可逃。
    另一方面，在城镇化大潮裹挟下，大量农民工为着不知终点的工作机会随波逐流。笔者桂西老家不断形成的空村，前些年不少外出打工的乡亲挣到一些积蓄后总是回乡修建起简易楼房，但只要有可能他们始终都会天南海北去奔生活，那些楼房无非是为向父老乡亲证明自己的能力，无非是漂泊在外有个念想，他们深知日渐荒芜的土地纵然再精耕细作也断然不能满足他们想要的生活，那些很小就在城镇生活的第二代更是对回乡嗤之以鼻，所以那些楼房在某种意义上正越来越远离他们。
    茫然间，家园何处？ 家国天下于他们而言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民富国强，众安道泰。”（ 汉朝赵晔《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 ）这大道理想来不难理解。但我们的政策长期以来似乎都一直在回避孟德斯鸠曾经的追问：国家是先以民众贫困做代价来使自己变富呢？还是让国民先富起来再实现自己的富裕呢？
    目前顶层释放出把“民富优先”作为下一阶段改革方向的信号，据专家说这是避免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抉择，由此也看出    “民富优先”从深层意识上还是属于被动的选择，但毕竟也是进步，也是最隐含希望的所在。
    其实，只要实现藏富于民，每年的9·18都不用提醒。